距離之禮

    天井中擺着一張小桌，對面坐着兩個年輕人。男孩是我的同事，女孩背對着我，看不清她的模樣，我也猜不出他們的關係。坐的時間已經不短了，男孩身子一直向前傾，慢慢探過了小桌中央，女孩起初也俯在桌上，身子漸漸向後靠上椅背。原以為是男孩進攻性過強，女孩採取了守勢，後來發現情況並不是這樣，雖然靠上了椅背，女孩的雙手卻不時高高抬起，伸出大大的懶腰，而這時男孩距離她敞開的胸部已在咫尺。

    由此聯想起，在赫爾辛基岩石教堂看過一張卡通漫畫《芬蘭噩夢》，巴士月台下站了一個躲雨的人，儘管身邊空着不少地方，月台兩側外分別還站着一個正在淋雨卻不敢靠近的人。圖片配文，“Weath is Horrible, But the Only Shelter is Occupied（天氣很糟，但唯一的避難所已經被人佔據）”。

    畫面雖然可愛，但這樣的人際距離在大多數中國人看來還是滑稽和可悲的。人少地多，夜長晝短，加之文化背景不同，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原本無可厚非。然而，每每聽到這類事情，總會有人高呼，“文明越高越願意享受孤單，不需要獲得群體認同”云云，頗感不適。

    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總是中國人茶餘飯後喜歡津津樂道的話題，有些只是調侃，有些出於好奇，當然也有人包藏齷齪。各取態度，林子大了什麼鳥兒都有。然而，畢竟是中國的土地，人們的行為舉止還是需要傳統禮儀來節制。

    黃河長江一北一南各貫中國。黃河雄厚奔放滾滾向前，造就了北方人的果敢與豪邁，長江源遠流長碧波浩渺，應和了南方人的婉約細膩。原本涇渭分明的楚河漢界，在千百年融和與征伐中，逐漸孕育出華夏農耕文明的昌隆。

    遊牧民族趨水逐草，飄忽不定，工業社會擇地而居，遷移無礙，種地人卻是永遠不可能也不願意離開土地的。中原人越過長城去到草原，依然會沿襲故地的傳統，劃上一塊小田，繼續着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勞作。中國人哪怕遠赴西伯利亞，也會無視氣候好孬，嘗試着播下各種糧食的種子。飛天探月的今天，科技工作者已開始想着辦法用月壤培養作物，這是我們薪火相傳的民族習性。從空間上說，農耕民族安土重遷，“生於斯，死於斯，銘於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區域間流動有限，生活環境相對隔離，社會關係單純清晰。從時間上說，一個安定固化的社會更容易形成世代黏着，昨天和今天相同，今天和明天相同，祖輩和父輩相似，父輩和子輩相似，先人的生活閱歷一定轉化為子孫未來生活的經驗，由此造成個體的今昔之隔、社會的世代之隔都相差無幾。

    長期穩定相對封閉的環境，熟悉的生產方式和生活狀態，自然培育出一種隨心所欲卻不逾規矩的自由。隨着時間的沉澱，這種出於人倫差序所產生的公認的行為規範固化下來，便有了夏禮、殷禮和周禮，“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禮又是多種形態的，可以表現為儒雅的恭敬或者莊嚴的儀式，三綱五常是禮，駕六八佾是禮。同樣，禮也可以表現出原始的野蠻的甚至有悖人性的形式，貞節牌坊是禮，活人殉葬也是禮。

    東周末年，王室衰微，諸侯各國不斷試探覬覦，僭越稱王、僭越祭祀、僭越記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無道”，禮崩樂壞之勢漸盛。雖然後世歷朝歷代再沒有恢復到周禮的鼎盛，但在孔子和他身後一代代大儒的闡釋和弘揚之下，禮制的精髓非但沒有消亡，相反，更加廣泛、更加深刻地浸潤到了社會治理和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西方世界以至於現代社會總體由陌生人組成，互相不知根底，需要彼此交代清楚，口說無憑，簽字畫押，產生了契約和法律。而在傳統中國的熟人世俗社會，刻板講究綱常倫理，法律意識便無需也無從生發，這也成為現代法治觀念在中國基層鄉村難以落實的重要原因。

    西方學者很早也看到了這種社會結構的不同。一百多年前，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提出了禮俗社會與法理社會的概念。禮俗社會是成員之間彼此熟識、團結且同質化的小型社區。在這裡，家庭和家族是行動單位，遇到問題成員間團結一致共同出力。而法理社會則相反，人與人之間彼此獨立相互競爭，推崇的是理性和實力，一切社會事務全部依靠法律和經濟手段解決。

    以禮俗社會形式存在的傳統中國的鄉土社會，強調宗族制度和鄉賢治理，追求的是相對公正，穩定不出亂子。在沒有外界干擾的情況下，這套禮俗倫常尚能運行平穩，一遇新鮮事物強行輸入，便會帶來許多新的矛盾和問題，而為了適應和調整所採取的變革又必然引起新的不穩定。禮俗秩序首要剔除的就是這種不穩定性，顯而易見，開放發展的現代都市和傳統治理的世俗鄉村在底層邏輯上就是對立的。這種對立不僅會體現在階層分化、貧富差距等社會層面，也會反映到個人成長與宗族觀念的衝突中。

    禮俗社會與法理社會哪個更能抵禦風險？各有優劣。只能說，在中國這樣古老的禮俗國度，“大一統”思想和宗法觀念根深蒂固，關注個人少，注重團體多，家庭和家族為政府解決了大部分社會問題，社會面呈現出動態穩定。西方社會則更多地表現出法理社會的形態，必須依靠法律和制度對個人行為進行約束，人際關係相對淡漠，但社會結構更加板實和堅固。

    當代中國的年輕人擁有強烈的探索勇氣和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總會嘗試着去衝破傳統禮俗的束縛，但往往偏於莽撞。長久以來，禮俗觀念成為每一個中國人精神世界的必要構件，這種無形而強大的力量，非個人或者一兩代人的嘗試所能改變。老子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科技進步讓人能夠做的事情越來越多，遵從規律和規矩卻讓人能夠改變的事情越來越少，少而又少，似乎什麼都做不了，然而這種做不了並不是不做，而是更懂得合規順道而為，不再輕易妄為。

    經濟全球化和“一帶一路”，使中西方價值觀碰撞和交鋒的形勢更趨嚴峻，我們不得不在與西方的交流中接受影響甚至在某些方面遭到碾壓。今天，不少年經人已經全盤接受了西方文化，並由此而習慣於用西方價值觀作為標準看待和處理中國問題，於是乎，社會秩序也好，代際更迭也好，傳統接續也好，似乎都成了需要討論和解決的事情。主動摒除傳統禮俗社會的糟粕，積極汲取現代法制社會的合理要素，在努力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同時，不斷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當是應取之道。

    回看前文那對青年人，男孩有非份之嫌，女孩有失儀之當，在周邊滿是窗台的注視下展現出曖昧不清的狀態，雖不悖法治，但一定不合禮制。

    姚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