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誰辯護？

    最近因為疫情，對新聞與社交媒體的關注比平時多很多，難過、憤怒的時候也多很多。

    現在是全球疫情爆發的第三年，若特區政府選的是“清零”政策，那疫情在社區爆發後要採取的各類與“核檢”相關的預案，所涉及人數、地點、工種配套之核酸站點，應當早已準備充足。今次這樣對兩大工種扔出同一套緊急執行核檢方案，讓居民經歷現場混亂、日曬雨淋後又緊急取消該措施。更離譜的是，事後沒有人為此道歉擔責，反而再次把過錯歸咎於居民“太積極”。

    抗疫中的每項措施，事關數十萬人的安全，容不得半點疏忽和兒戲。尤其當下這樣的時期，更需慎之又慎、輕率不得。本應是鞏固公信力的時機，但從公佈到取消措施的輕率倉促，暴露出來的是平時毫無預案。

    此事也難得在疫情記者會上連遭數位記者質疑，但翌日此舉卻引發居民致電電台為政府辯護、指責記者。對此我想說的是，近兩年即便有人一再為這一切辯護，內心再愛這一切，總有一些令人失望、憤怒的瞬間，會激起內心最深處的痛苦。可以是核檢站內混亂推搡的人潮，可以是大雨中全身濕透仍聽話排隊等候核檢的“打工人”，也可以是因猝不及防的通關措施露宿街頭的外僱。這些人興許離某些人很遠，但對我們普通人而言，下一個可能就是我，或者你了。而如果一個人，每次看到發生這些事時，都在講大局，為政策辯護，將行政的必要性凌駕於個體的痛苦之上，並責罵攻擊所有因看到這種事而產生憤怒的人，那我也希望當他遭受這一切時，也不會憤怒。

    再者，媒體的功能本來就是公共對話。公開質疑、監督政府，是媒體的職責，更不用擔心誰來管媒體和記者，我們這裡最不缺的，就是管媒體和記者的人。

    葛    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