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騙離我們遠嗎？

    ——數碼時代存活心法 （上）

    今年一月，內地演員王星經泰國被“賣豬仔”至緬甸詐騙妙瓦底園區，事件引起廣泛討論，媒體就事件進度的接續報道，將KK園、電騙、網絡詐騙等詞彙以極高的密度和強度推送至大眾眼前。一下子，大家對這個存在數年之久、惡名昭彰的電騙園彷彿多了一重認識、添了一番感受。

    然而，隨着王星已平安回家，媒體對追蹤報道電騙園的興致亦開始回落，估計再過三數個月後，大家就會將這陣子的討論視作歷史，不再投放關注。事實卻是，當數碼化、智能化已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大趨勢，我們的生活與科技產品已然成為一體，衣食住行、娛樂消遣，無一不需倚靠科技才可方便開展時，透過電話、簡訊以及網際網路連絡為主要手段的電信詐騙（以下簡稱“電騙”）根本不會止息，提防電騙亦必定是一場漫長的持久戰。正因如此，如何令大眾在此一數碼時代能具備自主思辨、批判和閱讀各類資訊的媒體識讀(Media Literacy)能力就顯得尤為重要。

    以下，我將圍繞電騙此一主題，一連兩篇分享在數碼時代的存活心法。上篇將從媒介發展的角度開始，簡述我們當下的數碼環境如何成為電騙的絕佳滋生土壤，希望協助大家認清局面，擺正心態；下篇再以媒體識讀作為主軸，分享應對電騙的措施。

    遠近不辨    親疏不分

    假如要列舉電騙如此猖獗的原因，相信大多數人會將人工智能視為“頭號黑手”，認為人工智能的高速發展，促使騙徒能以低成本、短時間產出大量真假難辨的內容，令人防不勝防。的確，人工智能的普及，將生成內容的成本大大降低，有心人得以大量產出虛假資訊，加上“深度偽造”(Deepfake)技術的應用，真實的聲紋、相片和影片等盡皆成為了素材，如此真中有假，假中帶真的特質，將“防偽”變成了一道無比高深的難題。誠然，人工智能的飛速發展有助不法之徒輕易將電騙行為以具規模、有系統的形式操作，電騙集團得以運作，人工智能貢獻極大。但就正如所有工具一樣，人工智能本質只是一種中性的技術，盲目將之與電騙劃上全等符號，實屬不公，且別忘了外國已經有將人工智能應用至防騙、製作“AI婆婆”等的嘗試……那麼，該如何理解電騙何以能乘着人工智能的風潮，大肆向一般民眾發動攻勢？

    我認為關鍵在於大家正身處一個“遠近不辨、親疏不分”的媒體環境。且讓我由媒介轉變及其相應影響作切入來剖析。人類社會的傳播進程可大致歸納為三個階段，過程中，我們由最初的口述語言進化到第二階段的文字語言，再到後來借助科技工具而拓展出一套數碼語言，而每一個階段的跨越都為當時的人類社會帶來變改：如口述語言的出現令我們的遠祖得以更有效地將發生過的事記錄下來，成為流傳後世的歷史；文字語言的出現則令知識的傳播變得更有效率；而媒體環境那“遠近不辨、親疏不分”的特質，正正就是由數碼語言出現而逐步成型。當人類開始以數碼語言作為主要溝通媒介，兩大改變隨之而來。一是將我們身處的物理空間與社交空間割裂。只要借助媒介，我們得以接觸身處地以外的資訊，地域界限的影響接近於無，這一體驗大家已經歷多年，不贅；二是對“私密”概念的重新定義。媒介工具（特別是接連網絡服務的那些）延伸了“親密”這概念。只要連通通訊軟件，哪怕分隔兩地，你和親友依然可以隨時溝通，“親密”不減。但與此同時，媒介工具高度入侵生活，不同工具和平台為了搶下市場，有意無意地販賣“親密”、“連結”，務求將用戶的腳步留住，這多少解釋了何以它們會在功能命名時多次強調“朋友”、“密友”、“社交圈”等，因為只有讓用戶感覺到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才可將平台機的精密計算和精準推送所附帶的“機械”氣息減弱，令用戶放心使用。當我們日復一日地在這些“朋友”、“密友”當中打轉，會慢慢由最初的拿捏有度變成分寸漸失：哪些話應該與“朋友”分享？甚麼內容需要限制在某一撮人？“朋友圈”上的分享何以會被不曾想過的人知悉……假如你遭遇過以上苦惱，相信都會同意，在不知不覺間，我們都已迷失在這個親疏難分的網絡社交角力場。

    以上兩點解釋了我們何以步入了當下這個“遠近不辨、親疏不分”的媒體環境，加之三年疫情，身邊每事每物都被急速數碼化、網上化，令不少本來並不具備數碼生活能力的族群都被逼適應這一科技大勢，在二維碼、驗證碼、雙重身份認證等程序中踉蹌前行；加之科技以超乎想像的高速度向前發展，一般人根本難以追貼，更遑論能駕馭。以上種種因素疊加，造就出一個令大多數人都難以適從但又要無奈接受的生活環境，亦正是這份籠罩着大多數人的窘態，應用人工智能的弊端方會被有心人無限放大，令我們在一個無力分辨真假虛實的處境，被真真假假的生成內容所輕易瞞騙。

    不只是“衰貪心”

    認清我們身處的這個媒體環境之所以重要，在於這份認知有助我們掌握自己與電騙的真正距離。對於大多數足夠幸運的人來說，電騙受害人都有一些特質：要不就是貪心；要不就是心裏有鬼；又或是心裏有鬼而且貪心。但其實，這只是“錯覺”，真相是：電騙與我們相當近。

    這種“錯覺”的形成源於兩大原因。其一是媒體報道事件時，習慣將重點放在案中牽涉的金額，又或是受害人的特定背景，原因無他，因為數字、異常背景等元素能方便媒體工作者開展內容，將事件呈現成一個吸引人的“故事”。其二是潛藏在我們心底裏的拒絕意識。任誰都不願意輕易相信電騙之猖獗已是人人難逃，故我們都習慣在接收媒體報道後，下意識地將受害人與自己作一個簡單的二分，以“只要我不貪心”、“我沒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不會輕易被威脅”、“我規行矩步”等想法自我催眠，試圖令自己相信當下的處境仍然安全，不必將電騙看成考驗。只是，若我們能靜心觀察眾多受害者的被騙過程，“免費旅遊”、“有酬運送商品”等或者都能因為“不貪心”而避過一劫，但“自由工作者到外埠工作”、“公司旅遊”等事，根本就是不少人的生活日常，絕對不是一句“不貪心”就可避過。所以，若我們太快、太武斷地為所有電騙受害人下定論、劃清界線，實質只會錯過靜心分析事況的機會，真正將自己推至電騙的浪尖風口。

    那麼，當人人都在這個複雜的媒體環境中進退失據，而電騙的威力又如此無遠弗屆，平凡人如你我豈不只可乖乖認命？非也，因為只有破除“處境安全”的幻想，認清自己已在陰影當中的事實，我們才可調整心態、開展行動。具體行動為何？下次再與大家分享。

    蕭家怡（文化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