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的“不平等”

    如果說二○二二年是充滿不確定性的一年，那麼二○二三年就是不平等加劇的一年。對於希望從新冠疫情造成的巨大損失中實現反彈的國家來說，氣候變化、脆弱性、衝突與暴力、糧食不安全等錯綜複雜的威脅使得這場戰鬥更加艱巨，使得世界各經濟體實現全面復甦困難重重。

    同大多數危機一樣，世界最貧困國家受到的衝擊最大，其中許多國家已陷入債務困境，財政捉襟見肘。線上零工工作是勞動力市場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一個收入來源——但僅限於那些能夠獲得它的人。

    【摘自：〈二○二三年回顧：九張圖看不平等加劇〉，世界銀行，二○二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二○二三年是忙碌的一年。這一年，我們忙着在解禁、復常中來回切換，也學習如何在舊做法與新常態之間取得平衡，結果，在適應與接受當中，十二個月就過去了。

    有人認為疫情帶來的改變屬正面，因為公眾的衛生意識有所提升，明白到病毒、細菌雖然體積細小，毀滅性卻難以估算，故懂得心懷敬畏，也願意在公共衛生的做法上予以配合。有人卻覺得變化是弊多於利，只因越來越多設施以方便和衛生之名轉趨電子化，致使因知識及經濟能力差異而造成的數碼鴻溝越加擴大，結果，本來打着“方便”旗號的事卻令好些人變得不方便，形成了另一種不平等。

    凡事有兩面，疫情後的電子化做法也不例外。假如我們只感受到其“方便”之利，卻對“不平等”之弊無甚感覺，那只是代表大家足夠幸運，有能力獲取相關資源來投入電子化趨勢，而非代表壞處不存在。這種“看見他人”的感知，正正就是改變不平等的第一步。只有我們都不再將自己身處的位置視作必然，懂得易地而處，改變才有可能發生。

    穆    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