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
令狐昭
上海在抗戰初期,數十萬人無家可歸,上海及其相鄰工業區的六十萬人失去了工作。“八 · 一三事變”更令不少製片廠遭到破壞,影人進一步南遷香港,中國電影基本格局隨之而改變。南來影人群體中,有夏衍、司徒慧敏、蔡楚生等左翼影人,有以羅靜予、羅明佑為代表的官營機構影人,有洪仲豪、洪叔雲、高梨痕、汪福慶、任彭年等商業電影高手。甚具商業活力和發展潛力的電影力量南移,既提高了香港電影的工業化水準,亦促進了香港電影從類型到內容上發生根本的變化。從一九三七年日本全面侵華起,到一九四一年底香港淪陷前,香港湧現了催生愛國主義的“國防電影”——當時這一名詞被廣泛應用在上海、武漢、重慶、香港等地大量攝製的抗戰題材電影上,香港更是國防電影產量最高的地區。
抗戰全面爆發後,香港各大社團支援抗日的行動進入新階段。由鄺山笑、林坤山等人成立的華南電影界賑災會,組織“華南電影界總動員”合拍《最後關頭》(一九三八年)籌款報國。其間反映抗戰的電影多不勝數,如關文淸的《邊防血淚》(一九三七年)、洪仲豪的《回祖國去》(一九三七年)、黃達才的《中國青年》(一九三七年)、黃漪磋的《兒女英雄》(一九三七年)、李化的《精忠報國》(一九三七年)、馮志剛的《焦土抗戰》(一九三七年)、南海十三郎的《百戰餘生》(一九三七年)、蘇怡的《大義滅親》(一九三七年)、侯曜的《血肉長城》(一九三八年)、邵醉翁的《飛將軍》(一九三八年)、高梨痕的《女戰士》(一九三八年)、湯曉丹的《上海火線後》(一九三八年)、蔣愛民和胡鵬的《戰士情花》(一九三八年)等。
除了齊心禦侮的“港式國防片”,不少愛情倫理片、喜劇片、驚險片、歌舞片都加進了愛國意識,“愛國娛樂片”就此誕生。①由銀幕情侶關德興和胡蝶影參演的《摩登貂蟬》(一九三七年)便把呂布與貂蟬放置在北伐時期,導演林蒼透過軍閥賣國的情節,指涉漢奸惡行。報章電影廣告以“東方菲濱氏”來形容飾演呂布的關德興,這種帶有荷里活動作巨星形象“中國化”意味的綽號,幾乎媲美“東方女范朋克”鄔麗珠;微妙在於,該廣告一邊強調“民族生存鬥爭中一頁血淚史”和自稱“意識偉大國防電影”,一邊以裸女置身電影拍攝現場的漫畫作招徠。即便這些“讓人娛樂不忘愛國”的影片備受非議,全面抗戰確實使得香港電影在國難時期,在政治和文化上發揮着意想不到的作用。
曾於上海從事電影工作的廣東年輕人馮志剛和胡鵬,都在此時嶄露頭角——《焦土抗戰》是馮志剛的香港首作,而胡鵬繼《戰士情花》後又製作了《大地晨鐘》(一九四〇年),該片乃唐滌生的電影劇本處女作。其時部分同業北上進行愛國宣傳和勞軍工作,如唐滌生的恩師南海十三郎赴曲江為關德興的“粵劇救亡團”擔任編劇。香港淪陷前夕,胡鵬正在開拍唐滌生編寫的倫理片《天涯淪落人》,日軍突然空襲啟德機場,局勢急轉直下。胡鵬心情非常矛盾,他留戀他的事業,但一旦香港失守,是否留下來做個順民呢?要走又走到哪裡去?直到炮火碎片擊中他的住所,才令他決定離開。
註釋:
① 羅卡:〈全面抗戰後香港電影的困局與蛻變(1937-1941)〉,郭靜寧、吳君玉合編:《探索1930至1940年代香港電影 上篇:時代與影史》,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二〇二二年,第一百零一頁至第一百零二頁。
(粵藝武俠片的前世今生 · 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