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M城的眼睛

    ——讀李宇樑《半張臉》

    《半張臉》的作者李宇樑是澳門文壇的重量級劇作家，憑他的文名，多寫幾部《男兒當自強》這樣的招牌式戲劇不是難事，但他直言他更愛小說。在戲劇成就廣受認可後，他輾轉小說界，深耕十餘年，寫下《上帝之眼》和《血色迷宮》兩部優秀的中篇小說。這一次，他將目光定格在近三年人類社會的大事件——新冠疫情——上，我們便知道，“好戲”又要開鑼了。以下關於《半張臉》的評析將着重在兩個層面：“疫情”以何種形態出現在文本之中；小說的後設技法與疫情語境構成了怎樣的關係。

    無所不在的抗疫圖景

    《半張臉》沒有正面書寫抗疫過程或者直面重大事件，卻設計了多個為“疫”所困的人物，他們的人生軌跡因為疫情而改變，他們的悲劇因為疫情而產生。李宇樑不動聲色地將時代的重大變化天衣無縫地編織在他所反映的日常生活中，以獨特的方式表現這場突如其來的“戰爭”如何在不知不覺中影響着芸芸眾生的命運。因為疫情的到來，林思雨發現模範丈夫和自己的閨蜜原來早已私相授受；好心的古老闆因為應允一個朋友的堂食，而將店舖多年積攢的聲譽付諸東流；范小燕被前夫上門勒索威脅；就連巴士司機也因躲避一個噴嚏而發生交通意外……在“疫情”這張密佈的大網中，無人倖免。換言之，籠罩在《半張臉》的敘事河流之上的，是一幅“無所不在”的抗疫圖景——儘管對於大多數人而言，“抗疫”是用被動語態進行修飾的。對此，我們當然可以說，《半張臉》揭示了疫情之下普通人的生存困境，然而細細分析，會發現李宇樑所鋪展的其實是超越疫情本身的人類恆常的悲劇：難道沒有這場疫情，他們的人生盡是坦途嗎？我們只要從林思雨的婚姻故事中就能得到答案。疫情只是人類社會的某種“情境”，就如村上春樹《天黑以後》的夜晚情境，劉慈欣《三體》中的末日情境一樣，人性在特定情境中如何體現，是李宇樑真正關心的問題。

    弔詭的“親密接觸”

    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M城人的愛情、親情和友情都經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驗，人性的聖潔與齷齪、超脫與世俗，全都遮蓋在口罩下的“半張臉”中。作者借林思雨之口說：“人類病毒感染的其中一個源頭是人性”。我們知道，造成病毒擴散的殺手鐧是所謂的“密切接觸者”，李宇樑發現了“密切接觸”之“名”與“實”之間的乖離。密切接觸者，本指最親密的人，但在這部小說中，本“應該”密切接觸的人，要麼一直聯繫不上，要麼關係十分疏遠，甚至有人企圖借“親密接觸”“殺人”於無形。李宇樑用他十分擅長的反諷和誇張技法，揭開了人人嚮往的“親密關係”這層糖衣之下的荒蕪內裡。除了主線的四角戀以外，讓人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傅亦朋的沉重人生。在小說中，他似乎一直在“打噴嚏”和“找口罩”，也因此被他人“理直氣壯”地嫌棄，被社會“義正詞嚴”地批判。他想捍衛自己的權利卻又沒有足夠的膽量和底氣，他和母親同住一屋簷，卻每天“咫尺天涯”。終於，因為和母親“密切接觸”的關係，他被送去指定地點“隔離”，但他被“隔離”的真正緣由乃他是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零餘者”和“邊緣人”。他是小說中活得最累的人，疫情對他的影響主要作用於他的精神層面——加劇了他的自卑和怯懦，但弔詭的是，正是這樣一個人物，對疫情來者不拒，因為“口罩保護他的，不是健康，而是外貌和自信。躲在口罩後面，他變得有勇氣和人四目交投，也有勇氣表露自己的情緒。而且疫情下，口罩後面的每一張臉孔都變得好看了、漂亮了、年輕了，每個人都以眉目傳情。口罩藏起了臉上的所有缺點、情緒和皺紋”。“口罩愛好者”的心聲背後，藏着李宇樑對人心冷漠的批判。

    “互寫”的人生    “互看”的慾望

    疫情是《半張臉》中“無所不在”的存在，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人們的“互看”也在小說中無處不在。公域與私域的界限在一夜之間模糊，所有人的行蹤，都被暴露在一個巨型的流調系統中。你在看我，同時，我也在看你。這是一種可怕而無奈的戰時狀態。循此思路，這部小說所採取的看似不能免俗的後設模式，其實大有深意。《半張臉》的敘事兵分兩路，一路講公共衛生專科醫生林思雨的故事，一路講商業導演王成明的故事。對李宇樑而言，每一次下筆都是與“看見”亦步亦趨的糾纏，也是與“盲視”短兵相接的碰撞。林思雨和王成明都有創作的慾望，都在互寫彼此的人生，在《半張臉》的尾聲，李宇樑更是安排了他們的相遇——更確切地說，是目光的交匯：

    不知道過了多久，她的直覺告訴她，自己也正被一雙眼睛盯着看，那雙眼睛來自酒店某一個窗戶。她雙眼在太陽鏡後朝臨街的酒店窗口逐一搜索。終於讓她發現了，那是一個男人的眼睛，一個陌生的中年男人，留了一個小平頭，在盯着自己看的同時，慣性地不住轉動左手無名指上的指環。

    ——那人怎麼如此似曾相識。

    創作者與筆下的人物出現在同一時空的橋段，當然不是李宇樑的首創，但我關注的是李宇樑對“眼睛”的癡迷。如果我們還記得《上帝之眼》中那個對着賭場監控器（天眼）粲然一笑的文藝女孩，還記得《血色迷宮》中的香港人沈雪、土生葡人Fatima、內地人金光和澳門人文創四人如何透過他人的眼光完成身份的指認，會發現李宇樑一直以來對小說中的視覺敘述頗有心得，這或許與他從小愛“看”戲有關。在此，我想提出的問題是，《半張臉》裡人物之間的“互看”與小說的主題如何實現“互涉”。

    我們不妨梳理一下李宇樑本人對“看”的看法如何體現在他過往的兩部中篇小說中。《上帝之眼》中的“看”，如題名所揭示的那樣，更多的時候是全知視角，賭場監控員操控着“天眼”，有一種“世界盡在我眼中”的快感；《血色迷宮》中的“看”，是互為鏡像的“看”，強調的是看到了“差別”，藉以認識“我是誰”；而到了《半張臉》，李宇樑似乎收斂了他對“看”的自信，因為故事中的人們無論怎麼看，都只能看到“半張臉”，而原以為可以操縱別人命運的小說家，其實也在被別人所窺探着。如果說此前的“看”，強調的是“看”的“結果”，那麼，在《半張臉》中，李宇樑試圖勘測“看”與“看見”之間的距離。

    “半張臉”的說法即是這段距離的最佳喻體。由於沒有誰能夠看清世界的全貌，人們才會對成為“看”的“施動者”這一身份汲汲以求。當林思雨和王成明四目相對時，他們發現了自己觀看的對象以某種方式折返了自己的目光，用拉康的話來說，這種來自客體世界的折返性目光即是凝視。無論是林思雨還是王成明，他們都具有兩重身份，既是知覺的主體，也是知覺的對象，既是“我看到我自己在看”中“看”的主語，也是“看”這個動作的賓語。這種主賓互換的可逆關係，隱喻了在一個敞視式的社會中，那些受到規訓的人們如何企圖完成精神的自救。由此可見，《半張臉》的意義並不僅僅在於填補了澳門疫情文學的空白，它通過刻劃一雙雙“互看”的眼睛，揭示了在監察機制下助長了視覺慾望的主體如何認知和把握我們這個荒誕的世界。

    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講師    霍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