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詩歌翻譯的偏見

    這一期，不如脫離翻譯文本，直接談談對詩歌翻譯的偏見以及不同類型的詩歌翻譯。

    很多人讀詩歌譯本，很容易就直接憑感覺去對譯本作出美學判斷，其依據不外乎是譯本失卻了原詩某項種質素。例如語調，如果譯出語和譯入語相差太遠，就很難重塑原詩的語調。又有人會以譯入語文化的詩歌規範來評價譯詩，以英譯中為例，即譯文是否一手上佳的中文詩。從這些角度去讀詩歌翻譯，當然也沒有錯，不過翻譯也有各種各樣的因素，美學並不是唯一的考量。還有人會說詩是不可譯的。我認為翻譯是一個寬廣的概念。不僅詩歌，萬物皆可譯，只不過可譯程度有所不同。在實際操作上，“可譯性”是一個相對而不是絕對的概念。

    我既是詩人和譯者，也是詩刊編輯，還是研究詩歌的學者以及詩歌活動策劃人。不同的身份對於翻譯也有不同的影響，譯者會依據不同的情況作出選擇，而這些選擇有時候是出人意表的。若聯繫起《聲韻詩刊》來談，那就顯然有兩種翻譯身份。

    一是作為詩刊編者為詩刊譯介而譯，“編譯”或者“譯介”主要是一項介紹性工作，眼光要放廣闊，容納各種詩風，轉譯是可以接受的，同時希望將來有識之士可以進一步深入探索。在這方面，創辦《文藝新潮》的馬朗（原名為馬博良）是我的楷模。一年前我在《聲韻詩刊》第六十四期組織的“烏克蘭詩歌：自由的歷程”專輯，為此做了大量閱讀和研究，隔山打牛地譯介。最近竟得悉有人將我的文章翻譯成英文，準備在美國發表。翻譯的流轉，着實令人意外。

    二是作為詩人譯者帶着詩學信念和翻譯理念而譯，詩學因素會比較強，眼光也因此會挑剔一些，其翻譯會體現譯者對原作在詩學層面有其獨到的理解。翻譯在詩學上對自己有啟發的詩人當然是最理想了，可是在實踐中，翻譯的動機不一而足，有時只是機緣所造就，不能一概而論。

    我轉譯過許多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詩歌，只是為了介紹。我翻譯H.D.只是希望了解她詩歌風格的變化，同時為理解自己寫作的變化找一個參照點。我翻譯 Ezra Pound 的《詩章》則是自己作為譯者的一個理想。翻譯的對象卻不一定是自己最欣賞的詩人或詩作，但是在此過程中自己也有所得益。張愛玲曾承認她翻譯美國超驗主義詩歌只不過是為了稿費，也許這些翻譯對她也是有所裨益吧。

    對詩歌翻譯沒有細心的了解，就很容易會對它產生偏見，通常譯者承受最多罵名。

    宋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