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藝花旦——嘉玲
息影五十五載的粵語片女星嘉玲離世,享年八十七歲。嘉玲的處女作是與謝賢擔綱的《三妻奇案》(一九五五年),二人加盟光藝製片公司後主演秦劍執導的《九九九命案》(一九五六年),嶄露頭角。光藝刻意營造其銀幕情侶形象,合作機會多不勝數,如《橫刀奪愛》(一九五八年)、《情賊》(一九五八年)、《歡喜冤家》(一九五九年)、《花花公子》(一九六四年)等均為人津津樂道。除了伯樂秦劍,他們常演出陳文或楚原的作品,其中楚原文藝片《湖畔草》(一九五九年)和《原來我負卿》(一九六五年)備受讚譽,陳文武俠片《神偷情賊》(一九六二年)和《彈劍江湖》(一九六六年)則被視作另類。
光藝最大的貢獻,莫過於培育了一批演藝新星。光藝電影更是當時最具現代氣息的香港電影,旗下小生、花旦的明星氣質是其現代色彩濃厚的主要因素。隨着經濟起飛,戰後一代初長成,反映小康或中產生活的電影類型陸續出現,嘉玲與謝賢骨子裡散發的摩登色彩,正好契合光藝作品的都市路線,以捕捉城市化生活下的喜怒哀樂。正如《五月雨中花》(一九六〇年)女主角多年來面對再婚的社會壓力,還要忍受女兒長大後對自己的質疑,人物的中年困境一方面令嘉玲的演技得到發揮,另一方面預示着香港電影所呈現的傳統包袱、都市壓抑和性別刻板印象在未來十年的劇變。
其後嘉玲跟導演吳回和小生周驄亦合作無間,例如《難得有情郎》(一九六二年)和《萬劫鴛鴦》(一九六三年),後者的媳婦角色盡顯傳統女性美德,吳回成功為嘉玲“改裝”,帶返自己的抗戰記憶中。如今看來,嘉玲既多元化又具有標誌性的銀幕形象,究竟象徵社會變遷中的“順流”還是“逆流”?反映現實中女性角色的新舊轉化還是轉型中的過度?她跟光藝花旦南紅、江雪,還有同期女星林鳳、丁瑩、歐嘉慧,如何不謀而合地築起“陰盛陽衰”的粵語影圈性別權力版圖?她們如何“分工”?如何回應時代?事實上,當時投身社會的女性日多,她們自食其力,開始自覺地追求個性發展和自我身份;為迎合大量湧現的年輕女觀眾,很多都市狂想曲式的影片相繼出現。常演氣質高貴的千金小姐、或風韻猶存的少婦、怨婦、風塵女子的嘉玲,跟“街市皇后”林鳳和“工廠皇后”丁瑩,各自表述着現代女性的生活方式與存在意義,以及現代社會日漸蛻變的兩性關係。
從影十二年,就連其獨具韻味的聲線也深入民心,代表作難以盡錄。《情天血淚》(一九五九年)裡罹患絕症的少婦,與養女有關“疾病、戰爭、死亡”的感性對話,動人至深;《追妻記》(一九六一年)的黑市太太則一反粵語片的道德觀;入選“百部不可不看的香港電影”的《原來我負卿》裡,她演活外表風光、暗自寂寞的交際花。一九六〇年代中後期,粵語片出現一股新氣象。龍剛的《英雄本色》(一九六七年)現代感強烈,嘉玲戲路出現突破;黃堯的《人海奇花》(一九六七年)明顯可見希治閣電影中的變態心理和懸疑緊張,她扮演心理變化複雜的精神病患者。嘉玲擁抱益發複雜的社會、文化和文本的多樣性,經過一輪大膽嘗試後毅然急流勇退,為其影藝人生劃上圓滿的句號。
令狐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