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體真是言論自由的烏托邦？

    執筆之際，全球首富馬斯克收購社交平台推特(Twitter)的事情再起波瀾——馬斯克團隊以推特嚴重違反收購協議中多項條款，以及簽訂協議時有虛假和誤導的陳述，故宣佈終止收購；而綜合不同媒體報道，推特中的垃圾和虛假帳戶正是令這樁交易告吹的主要原因。對於終止收購一事，推特董事長已表明會訴諸法律，由法庭處理當中爭議。雖然早有討論指馬斯克在收購過程中運用了不少財技手段，甚至引來了推特股東發起興訟，但我無意亦無能力探討有關市場、交易的問題，就留待相關高手在法律程序開展後，為大家逐一解說當中端倪。作為一個留心媒體科技發展的人，吸引我眼球的是馬斯克在收購之初，在自己推特帳號上的一句：“我希望就算是最糟的批評者都能留在推特上，因為這就是言論自由的意義。”是的，我關注的是言論自由，或者更直接的說，社交媒體中的言論自由。

    對於社交媒體與言論自由的關係，不少人都抱持相當正面的態度，甚至在其上恣意地實踐這一“權利”——看見不合自己心意的內容時，毫不猶豫地說出心底話，哪怕這些話更難聽、更傷害人。但事實是否真的如此？我覺得不是。因為社交媒體對言論自由限制一直都在，既有公共的，也有私人的；有顯而易見的，也有無影無形的。以下，且讓我一一道來。

    法例監管勢必加劇

    科技發展與法律監管之間有一場永不止息的競賽，而且，科技發展總是走在監管之先。互聯網面世之初，一切都處於混沌狀態，沒有人知道這空間的底細，更遑論去評估它所醞釀、催生的變改，結果，使用者在這無拘無束的新天地中享受到絕對的自由。但當他們以為這種自由會永恆不變時，卻絲毫沒有察覺這種網絡世界中的絕對自由會在實體世界帶來禍害，亦因為這些“副作用”，監管聞風而至。世界各地有關虛假資訊、謠言、操縱的法例，正是如此。

    亦可以預見，法例監管的力度和速度只會越趨強硬和急促。只因當世界各地都出現經由社交網絡動員、組織和壯大的民眾運動，政權對其的戒心和防範亦勢必會增加，遂透過加強監管以防患於未然；但不斷加劇的管制卻又會在無形中滋長了民眾對限制的負面情緒。如此一個惡性循環下，自由與監管之間的衝突，只會越來越激烈。特別是在各地民眾都在“疫境”下生活了兩年多，由經濟負擔和負面情緒所累積成的壓力越來越大，這些元素會否成為下一波反對運動的助燃劑？社交媒體在此的角色又會否為其帶來更大程度的壓制？這一切，就交由時間來驗證。

    平台的壟斷與操縱

    除了法例監管外，社交媒體本身亦對言論自由有所限制。就以臉書為例，它們對內容的審查早是公開之事——在不少公開報道中，臉書的代表早就言明，它們擁有專門團隊，會配合人工智能來審查內容；而且，為了讓用戶能自由、安全地表達意見，更制定了社群守則來規範平台上內容，這一守則包含五大核心價值，包括“意見”、“真實性”、“安全”、“隱私”、“尊嚴”。乍看之下，彷彿會以為它們確實以開放自由的態度來對待平台上的內容；但實際操作起來，卻有一定難度。就如《衛報》在二○一七年的報道就曾指出，每名審查人員只有十秒鐘的時間可以決定一份內容的去留，不同審查員之間也可能存在標準不一的情況。而撇開審查員的人為，機器也有出錯的可能。就如Gaze Seed公司曾經在臉書上發佈一張相片，內容為一個籃中間放了一堆洋蔥，藉以宣傳植物種子，但這照片卻被臉書的演算法自動屏蔽，理由是演算法判定這張照片很明顯地擁有性別化特徵。以上例子正好說明：審查確實存在，但審查的標準卻未必百分百合理和準確。

    撇除審查標準，平台被壟斷、操縱也會為言論自由帶來限制。就以馬斯克收購推特為例，不少人都曾擔心個人風格極為強烈的馬斯克會否將自己的喜好加到推特的營運當中，令它成為自己的玩具。再放眼現有的眾多社交媒體，擁有臉書(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等皇牌工具的Meta幾乎是攻佔了大半塊版圖，這種壟斷狀態令用戶的選擇空間變得極為有限，對平台更改守則和強加的限制亦只可逆來順受。是以，在一波又一波“社交平台移民潮”之後，不少人對臉書亦是用着罵、罵着用……

    “情境崩解”與相應的收斂

    最後，就是來自最私人，也最不着痕跡的限制——自我設限。要理解這種自我限制，我們或許先要弄清楚面對面溝通與社交媒體上的互動有何不同。

    在實體世界的溝通中，發言者能清晰界定自己對話的受眾：無論是一對一的私密對話，抑或一對多的公開演講，你都能就這一社交情境作出相應的調整和應變，繼而發表合宜的內容。但在互聯網上，你發言之時所想像的受眾，與真實能讀到此一內容的受眾並不一定相符，因為在此一開放的環境中，你根本不能預視甚麼人在甚麼時候以甚麼心情去解讀你發佈的內容。這種情況在臉書此一標榜公開、互動的平台上尤其明顯，因為當你的同儕好友、長輩、上司都一律被歸類為“朋友”之時，如何判斷某種內容是否適合某一群體觀看，就成為了每個內容發佈者都得經歷的痛苦過程。傳播學將此一窘境定義為“社交情境崩解”(Context Collapse)，即失去了對語境的控制而無所適從。雖然平台已針對此一問題而制訂出“密友”、“限時動態”等新功能，但這種因未知觀眾而衍生出的無形壓力，已經足夠令不少人意識到“沉默是金”的重要，變得低調、收斂。

    正是以上三大因素，令我一直深信社交媒體不是言論自由的烏托邦。然而，盲目相信可以在社交媒體不受束縛地發言和表態，或是抱取另一極端思維，覺得社交媒體有限制而完全摒棄，其實都是不智。我們需要的，不是不問真相的樂觀，也不是因噎廢食的悲觀，而是實事求是，細心研究這個空間能帶來的突破與限制，然後在當中審慎行事。只有這樣，大家才可真正駕馭社交平台，將之用作促進溝通的工具，而不是成為被它牽着鼻子走，卻仍自覺能指點江山的傀儡。

    高嵐（文化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