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識回歸 DEI進故紙堆

    美東時間二月二十日，有報道稱，美國總統助理斯蒂芬 · 米勒表示，總統特朗普終止了聯邦政府內的所有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Diversity, Equity & Inclusion，縮寫為DEI)的政策，並解僱了所有參與頒佈這些政策的聯邦工作人員。這也標誌着，紅極一時的DEI，已到了黯然離場時。

    興起：民權運動與全球化

    DEI文化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這個時期，黑人、女性和其他少數群體開始為平等權利而鬥爭，引發了全社會對多樣性與公平的關注。在馬丁 · 路德 · 金這位民權領袖的領導和推動下，美國最終通過了《民權法案》。

    自那時起，美國政府開始實行“糾偏行動”，也就是俗稱的平權行動。肯尼迪總統在一九六一年、約翰遜總統在一九六五年先後發佈行政命令推行這一行動，行動內容包括，為黑人和其他弱勢群體在招生、就業等方面提供照顧，意在促進機會平等。約翰遜總統還曾做過一個家喻戶曉的比喻：如果不實行“糾偏行動”，好比把剛剛解脫鐐銬的人放在百米賽跑，和其他正常選手一起“公平”競賽。

    平權行動之後，更多企業開始注重工作場所的文化包容，也就是DEI。而隨着全球化的加速，企業與組織逐漸認識到，擁有多元化的團隊不僅能增強創新能力，還能提高決策品質。因此，許多公司開始實施DEI相關政策，以吸引和保留各類人才。

    二○○○年，多元化開始進入企業高層，並催生出了一個全新的企業高管角色：首席多元化官（Chief Diversity Officer，簡稱CDO）。CDO直接向首席執行官和其他高層領導彙報，其任務是改變組織文化、解決工作場所的歧視問題以及增加各人口群體在整個公司的代表性。二○○五年，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財富五百強公司設有CDO。到二○二一年，這一數字已增至約百分之五十二。

    嬗變：LGBTQ裹挾下異化的政治正確

    二○○八年奧巴馬當選為美國總統後，“多元聯盟”（由少數族裔、女性、LGBTQ+群體和城市精英構成）成為民主黨的基本盤。二○一二年奧巴馬團隊通過大數據精準定位少數族裔選民，將婚姻平等、移民改革等議題包裝成DEI的政策延伸，成功激發二百萬新增選民投票。DEI在民主黨的操縱下，開始與LGBTQ深度捆綁。

    隨着二○一五年美國同性婚姻合法化，LGBTQ議題更被提升為核心政治符號。民主黨通過將DEI與企業ESG（環境、社會與治理）標準綁定，構建了一個覆蓋教育、職場與公共政策的所謂進步主義網絡。DEI跟LGBTQ，也在民主黨政府的推動下，逐漸成為一種“政治正確”。

    然而，這種政治正確在實踐中開始趨向極端化，並變得面目全非。當DEI從社會倡議蛻變為強制合規時，不僅引發了普通民眾的反感，也導致了企業內部的混亂和效率低下。

    波音公司近年來的安全危機，就是典型的負面案例。在737 MAX機型出現墜機的一系列醜聞中，有調查顯示，波音公司為滿足DEI指標，將供應商選擇與高管晉升過度向“多元化”傾斜，工程團隊的專業權威遭到削弱。二○二三年阿拉斯加航空艙門脫落事件後，內部檔案顯示，公司的安全審查委員會曾因“性別平衡”壓力，削減了資深工程師的決策權重。儘管不能將技術失誤簡單歸咎於DEI，但其對專業主義的消解已引發行業反思。

    因此，二○二三年八月，波音公司宣佈取消所有多元化招聘配額時，這個看似普通的人事政策調整卻引發了資本市場熱烈反響，股價單日飆升百分之四點二。證明市場對遠離政治正確的無比歡迎。

    兩難：程序性正義與補償性正義

    社會正義的實踐可分為不同維度，一種是“程序性正義”，即對所有人一視同仁，不分性別、種族或任何其他因素。另一種是“補償性正義”，即考慮到歷史因素造成一部分人處於不利的起點，而給予補償性照顧。DEI無疑屬於補償性正義。

    正義從來是倫理學的難題，補償性照顧也不例外，其在倫理學上的缺點無一不是DEI要面對的。首先是界定的困難：DEI應該補償的對象和範圍包括哪些，補償力度要多大？其次是逆向歧視風險：越來越多美國人認為DEI已成為優勢群體，反而犧牲了其他群體的利益，引發新的不公。第三，補償性正義往往依賴政治意願，因其需要強大的政治支持，但在缺乏共識的社會中，可能難以推行或淪為政治工具。這正是DEI的真實寫照。

    保守主義思想家拉塞爾 · 柯克在《保守主義思想》一書中寫道，實行補償，“需要一個巨大無比的國家機器來整理、裁判歷史和現實無限的複雜性”，“最終這種裁判權一定會被權力機器所劫持”。但這就能證明回歸到程序性正義是合理的嗎？並不能，正因為程序性正義存在缺陷，這才有了補償性正義的空間。社會正義的實現，永遠存在兩難。

    幻滅：常識的回歸與DEI的消亡

    特朗普團隊二○二四年的競選口號沿用了二○一六年的“Make America Great Again”(MAGA)，在執行細節上，則提出了“美國優先，回歸常識”。特朗普在再次入主白宮後的就職演講上，表示要發起一場“常識的革命”，從而最終“回歸常識”。隨後馬上簽署了一份要求在聯邦機構和聯邦承包商中結束DEI的行政命令，在該命令中，特朗普譴責DEI政策是“具有歧視性的胡言亂語”，DEI計劃是“巨大的公共浪費和可恥的歧視”。

    硅谷和華爾街精英見風使舵，Meta在特朗普就任前一周便決定結束其招聘、培訓和挑選供應商上的DEI計劃；亞馬遜也撤回對DEI的提及以及承諾維護“黑人平權”和“LGBTQ+權利”的聲明；高盛為黑人大學生開設的“可能性高峰會”也讓白人大學生參加了；美國銀行也將其類似的優先少數群體的政策擴大到覆蓋所有員工。谷歌、麥當勞和埃森哲公司等眾多美國大型企業均紛紛宣佈全面放棄DEI。

    但特朗普對DEI的反對就真的意味着常識的回歸嗎？其實也不過是共和黨保守主義理念的回歸罷了。

    幾十年來，對於DEI文化，我們“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DEI真的一無是處嗎？未見得，只不過任何事物在淪為黨爭的工具後，其命運已永不可能“由我不由天”了。

    楊    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