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視角看翻譯能力變化

    香港嶺南大學教授龍惠珠和藍紅軍的發言從歷時視角展開，聚焦歷史上的翻譯能力發展變化。

    龍惠珠通過梳理古代中國的正史、政治評論和傳記，認為有關翻譯或口譯的書面記錄存在一貫淡化翻譯能力的問題。比如古代記錄文本主要討論一般的翻譯行為或翻譯的使用，而非對譯者本身的討論，更罕有涉及譯者翻譯能力的內容。但古代中國在文本中反復提及和強調翻譯行為，強烈暗示了翻譯行為在構建中國形象或身份中的重要性。

    簡言之，當古代中國的關注點在於翻譯行為的意識形態意義時，對翻譯能力的淡化即是意料之中。這類概念問題在翻譯研究中常被忽視。除了基本的語際交流溝通之外，古代中國對口譯能力的理解也擴大到對邊遠地區的探索；與中原以外民族進行政治外交交往時的朝貢和不同程度的漢化，也與口譯能力有很大關係，因此有必要在古代中國的政治文化語境下擴大翻譯/口譯能力的定義。

    藍紅軍認為，文官制是中國國家能力強大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對官制的考察為我們書寫中國國家翻譯能力發展史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他通過運用計量史學方法，考察中國古代翻譯官制，梳理中國古代國家翻譯能力建設的歷時脈絡，發現中國古代專門和非專門翻譯機構及所設譯官的數量、類型不斷增長，翻譯語對數量、翻譯方向、翻譯內容和形式也不斷增長，呈現出翻譯規模逐漸擴大、翻譯分工專業化、翻譯管理集約化等特徵。我們據此認為，組織建設是中國古代國家翻譯能力不斷增強的基礎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