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榮耀歸於經濟學人
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戈丁(Claudia Goldin)，以表揚她多年來對女性勞動力市場的研究成果。根據諾貝爾獎的官方網站，戈丁是經濟學獎史上首位獨得該獎項的女性。她以自身的經驗與成就，為兩性在勞動市場不平等的研究，提供值得參考的真實案例。
“離地”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戈丁是美國經濟歷史學家和勞動經濟學家，她的研究主題廣泛，包括女性勞動力、收入差距及不平等、技術變革、教育和移民等。根據瑞典皇家科學院，戈丁的研究結果，清楚闡明了兩性在薪資與勞動市場不平等的原因。對於當代女性，她強調薪酬不平等，主因並非源自男尊女卑的刻板印象，而是伴侶關係在家庭分工不平等。
戈丁自稱學術界的“偵探”，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創女性勞動力研究。她發現早期的已婚婦女多了“妻子”的身份後，工作內容便一片空白。在處理海量的歷史檔案資料後， 戈丁發現在大學或研究所畢業後， 又或者在就業後的頭幾年，男女薪酬差距微小；但畢業後的十年便情况有變，分水嶺是結婚生育。她認為多年以來，職場文化、職業和學術領域已經被性別化， 例如經濟學和STEM（科學、科技、工程、數學）等領域，已由男性主導。 歸根究底， 戈丁認為高等教育女性在家庭與工作之間的抉擇，大大影響女性的職業生涯，這也是兩性薪資差異的根源。當女性必須承擔絕大部分照顧家庭及小孩的責任，她們亦只好選擇能夠兼顧家庭的“彈性工作”，長遠來說，她們自然無法承擔男性主導的工作。這促使戈丁提出：伴侶關係公平了，薪酬才可能平等。
一般人對諾貝爾獎花落誰家缺乏興趣，反正誰是得主，對他們的日常生活都毫無影響，對經濟學獎“離地”的印象便油然而生。戈丁這次摘冠，或有望改變大眾觀感。諾貝爾獎根據瑞典化學家阿爾弗雷德·諾貝爾捐贈的遺產創建，並將獎項分為五大領域：物理、化學、生理學或醫學、文學、和平。直至一九六九年，瑞典中央銀行為紀念成立三百周年，才以諾貝爾之名設立經濟學獎，其評選步驟及頒授儀式等，跟其餘五個諾貝爾獎相似 ，亦遵循“對人類利益作出最大貢獻”的原則決定得主。
盲從經濟權威的危機
雖然諾貝爾經濟學獎設立至今已逾半世紀，但批評之聲一直不絕於耳。瑞典的人權律師、諾貝爾的曾侄孫彼得·諾貝爾曾狠批其家族從無設立經濟學獎的意願，這個獎項的存在，純粹是濫用諾貝爾家族的名聲。一九七四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英國知名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頒獎典禮晚宴上，哈耶克發表演說，内容提到自己反對設立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指這個被視為“經濟學最高殊榮”的獎項，會將一個人變成權威，而在經濟學界，這種“至高無上”的權威，沒有任何一個經濟學者“受得起”。跟經濟學獎相比，哈耶克認為自然科學獎的得主不會面對上述問題，因為他們的影響力僅局限於其同行及研究領域。若得獎者並非名副其實，他自然會遭受同行唾棄。但經濟學獎的不同之處，在於其對“經濟學門外漢”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其中包括普羅大眾、政治人物、記者、公務員等等 。
回顧歷史，現代社會一旦面對經濟問題，往往喜歡訴諸經濟學者的權威意見，英國便是其中例子。當然，從經濟角度去加強政策論據的做法，本身並無不妥，分析質量才是關鍵，不過英國過去就經濟分析的命中率，大概跟並非甚麼精密科學的風水相差無幾。譬如在一九九九年，《經濟學人》曾致函英國一班著名經濟學者，希望他們解答以下問題：“若果英國在二○○四年使用歐羅代替英鎊，是否符合國家的經濟利益？”《
經濟學人》後來收到共一百六十五個回覆，其中百分之六十五的答案為“是”。這班學者之中，逾七成是研究歐盟經濟的專家。幸好英國政府最後並未採納這些專家的建議，否則必定造成更多資產泡沫，拖垮金融系統，甚至像往後的愛爾蘭和冰島，經濟自此一蹶不振。
戈丁研究的啟示
這是盲從所謂經濟權威的危機。歷史已清楚說明，主流的經濟學家，在重大經濟危機爆發之前，從未能夠清晰預示，遑論準確預測：二十年代全球經濟大蕭條、二○○八年的金融風暴、歐元區危機等是其中例子。對於政治精英，經濟學淪為服務他們政治利益的工具，而決策者和經濟學權威居高臨下的傲慢，更加影響了他們分析問題的客觀性。當然，這絕非否定經濟學的存在價值。要經濟學者能準確預知未來，根本是非戰之罪，因現實世界存在太多變數，經濟學者也只能在特定的假設和理論架構下，作出有限的邏輯分析和推論，當中引用數據的準確性和可靠程度，直接影響分析結果的質量。
對戈丁來說，以數據說話，着重資料分析，從而提出實證支持，才有望找到貼近事實的答案。女性勞動議題，過去一直不受主流重視，這次獲瑞典皇家科學院關注，反映近年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少子化”問題， 即指生育率降低，導致幼年人口比例逐漸減少的現象。這種趨勢意味着未來勞動人口可能逐步萎縮，從而影響國家的社會結構及經濟發展。戈丁不因女性身份，以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先有立場，再補數據自圓其說。她尊重學術精神，將經濟學帶回現實生活之中，從歷史角度分析性別勞動不平等的情況，凸顯女性在家庭中不平等的角色，並建議政府應大力投放資源提供托兒服務，讓女性勞動力更有效地創造經濟效益，對發達國家的經濟及社會政策，帶來值得參考的啟示。
杜然（文化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