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的自由與意志

    詩，首先是自由的，其次才是好或壞的、美或醜的。自由不應該成為討巧的託辭，因為我們也應該記住：自由有其驚險的代價，或者說，越自由、詩的難度越大而不是相反。

    詩是一條恆久不息的大河，不存在斷裂。至於學院，只是載體之一，若以為能凌駕在河水之上，且不濕腳，那便不要寫詩吧。學院詩人心中要有一個天秤，要懂得定奪，在什麼時候投身激流，哪怕遍體鱗傷，否則你一輩子只是詩的票友。楊牧的厲害之處在此，他始終清楚知道自己是一個詩人而兼職學院，而不是一個學者兼職寫詩。

    “理論蒼白，而生命之樹長青”，不懂這一句的創作者，再有才華和智力也枉然，在詩之道上會鬼打牆、循環迷失。但若一味向生命提款、成為個人可憐經驗的自我獵奇者，或者嗜痂炫傷者，最終也會停止在自瀆的無聊，即是另一種蒼白。

    詩不只有好壞之分，更有有可能性的詩與扼殺可能性的詩之分。因此我最終還是會選擇自由詩、開放詩，而不是格律（包括形式上的格律以及頭腦裡的戒律），我希望我與年輕一代詩人更多寫未知的、實驗的詩，雖然可能會失敗，但比一切勝券在握的寫作操練、批量生產要有意義得多。詩如果是尖端，這個尖端不一定是巔峰，也可能是向下的一個至深的極點。

    詩作為文學當中最具游擊、機動性的尖銳文體，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任性”，去試探文學與精神的邊界，做最極限的外推。這一點不只是着眼於超現實主義或狂想性質的文學，同時也適用於歷史與現實的處理，詩可以充當破壁者、挑釁者甚至異端，在面對擁有多種面具的歷史、與荒蠻無理的現實之時。

    詩人是無法饜足者，他對當下已有的意識形態也好、文化立場也好、文學範式也好，都不可能僅僅從中做出選擇。於是，詩人創造，雪萊意義上的詩人乃立法者，便是這個意思。在創造的過程裡必然有大刀闊斧有泥石俱下，青年人們（以及所有仍有青年之心的詩人）不要懼怕冒犯什麼，不必有得失心，須知赤子乃是赤裸裸奔跑在真理之荊棘中的人。“運偉大之思者，必行偉大之迷途”，這是海德格爾的名言，我希望真的是這樣，祝福我的詩友和我自己，要對得起我們現在走的迷途。

    大多數詩人寫詩的初心、出發點都是非如此不可的表達之緊迫感所致，但漸漸的隨着名利的介入、技巧的純熟，很多詩人就會因循自己的成功模式而造詩。更甚者是根據“場域”的需要而修正自己的本意，寫“受歡迎”的詩——其實這無關“現代主義”與“後現代”價值取向之分別，而是寫作者自我定位的高下，也就是說你是否在乎詩的尊嚴和純潔（無邪）。

    在乎，廣東話叫“志在”。志在的志，就是詩言志的志，我希望這樣任性地定義。甚至“意志”，乃是以意象重現我們的志，是詩人的能耐。

    詩，言說那些我們在乎的東西——即使有人唔志在。

    廖偉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