貫通古今的歷史動脈

    大漠黃沙，遍地史跡。從張鶱出使西域、玄奘到天竺取經，以至唐代詩人王之渙在《涼州詞》中“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之嘆，西域在中華文化中，有其獨特的地理及情感聯繫。

    同一條絲綢之路，在非華人的視野之中，又會呈現一個怎樣的世界？作為橫跨歐亞非大陸的貿易網絡，絲綢之路的歷史，可以追溯至大約公元前二百年，但“絲綢之路”的名稱由來卻相對近代。根據英國作家薩丁(Anthony Sattin)的研究顯示，“絲綢之路”之名，最早在一八七七年由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提出。李希霍芬是近代地理學發展歷程上的重要先驅，其地質記錄、研究結果和詳盡文獻，在學界備受肯定。從一八六八年開始，李希霍芬共花了五年時間，在中國七次遠征，期間指出了羅布泊的位置，亦考察了都江堰。一八七七年，這位地質專家根據多年在華的研究和考察，寫成《中國：我的旅行與研究》，並首次使用“絲綢之路”去形容從中國西部到歐洲的貿易路線，“絲綢之路”之名，自此廣為人知。

    近年，歐美學者藉絲綢之路為主軸，以非西方國家的視角“重寫”世界歷史。所謂“重寫”，是指相對於傳統以歐洲為中心、將亞洲視為“遠東”的那一個世界史版本，英國歷史學者、現任牛津大學伍斯特學院世界史教授彼德 · 梵科潘(Peter Frankopan)的代表作《絲綢之路》，是其中的例子之一。梵科潘的《絲路》世界，牽涉龐雜的史料蒐集，從中爬梳了橫越兩千五百年的史料，繼而建立了一套非歐洲中心論的絲路史觀。誠然，早在一五八七年，跟莎士比亞同期的英國劇作家馬羅(Christopher Marlowe)已將昔日波斯稱為世界中心，梵科潘不過將歷史時間大幅推前至二千年前，再將不少有趣的歷史故事，在本書中娓娓道來。例如作者發現波斯的富豪獨愛法國普羅旺斯製造的陶器；來自印度的香料，原來早就用於阿富汗和羅馬的菜餚；而在古迦太基帝國（在公元前七世紀至前兩世紀期間位於今日北非突尼西亞沿岸的文明），統治者都穿戴來自中國絲綢的服飾等等。

    經濟貿易往來，連帶促進文化和宗教交流，當中不乏暴力、戰爭和疾病。本書其中一章，便探討蒙古帝國的崛起，也略談十字軍東征和伊斯蘭教的衝突。梵科潘亦分析了在十四世紀肆虐歐洲的黑死病。這場世紀鼠疫在全球造成了約二千五百萬人死亡，對歐洲影響尤甚，甚至動搖了當時羅馬天主教會的地位，少數族裔如穆斯林和猶太人更因而受到迫害。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代表作《十日談》，便以黑死病為背景，反映當時歐洲人面對生死無常而產生活在當下的思緒。從大歷史宏觀俯瞰，梵科潘認為黑死病嚴重影響了歐洲的社會結構，但同時因禍得福。勞動人口減少，令工資成本增加，社會上的財富得以相對平均分配，文化活動和氣氛自由寬鬆，也為劃時代的文藝復興創造了條件。

    對於梵科潘而言，絲綢之路就如同世界的神經中樞系統，理解這些線路的聯繫，能夠讓我們知道當今世界到底是如何運作的。然而從歐洲史觀去看，這片連接東西方的地域，一直被視為化外之地，長年被西方的主流歷史遺忘，歸根究底，就是以自己高高在上的姿態，繼而虛構自以為是的“東方幻想”，從而將東方看作是“未開化的、次於西方的，因此也不值得認真研究”的結論。在《絲綢之路》中，梵科潘除了展現自己治史的能力和雄心，亦期望以世界史的視野，填補西方學術研究中長年累月缺乏的一塊重要

    拼圖。

    王少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