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交流的文化視角

    作為華人文化圈的年度盛事，疫情過後的今屆（第三十三屆）香港書展，更是吸引了兩岸三地的學術、文化名人前來交流。其中，前台灣大學校長管中閔和知名作家楊渡的到來，引起了筆者關注。二位台灣文化、教育界名人帶來這樣的訊息：香港在兩岸交流中扮演的角色不容低估，並將越來越重要。

    事實上，熟悉二十世紀中國史的學者，對於港台交流所提供的獨特視角，在重估一九四九年後被淡化的涉台文化、教育、學術史所能發揮的妙用，向來是青睞有加的。比如，二○一三年八月末，香港新亞研究所、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台灣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合辦學術研討會，以“北學南移”為主題、“港台文史哲溯源”為副題，召集包括大陸、台灣、香港在內的兩岸三地學人進行研討。“北學南移”的提法借鑒了“新亞”創辦人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提出的“中國文化經濟重心南移”一說，曾親炙牟宗三先生的學者楊祖漢認為，中國文化重心一度移到港台的說法不無道理。

    提到“新亞”，創辦人錢穆是一個不可繞開的名字。而背後鮮為人知的歷史故事，見證了知識分子“花果飄零”的歲月，刻劃了個人命運與時代巨輪較量的跌宕與沉浮。唯一讓人深感欣慰的也許是知識分子之間跨越時空邊界的緊密互動與聯結，君子之交，惺惺相惜。其中不乏由知識分子帶動形成的港台交流與互通軌跡，比如錢穆與張其昀的交誼，為想要了解、考察這段歷史的後來者留下寶貴的線索。

    張其昀（一九○一至一九八五年），字曉峰，中國史學家、地學家及教育家，現代儒學復興運動的先驅者；一九四九年隨國民政府赴台，先從政，後創辦中國文化大學，對台灣的文化教育事業貢獻甚巨，當下該校更成為賡續炎黃根脈、抗衡民進黨當局“去中國化”逆流的堅強堡壘！前不久受馬英九基金會邀請赴台的大陸高校師生參訪團，也曾到訪位於台北市郊區陽明山上的文化大學，感受兩岸共同的文化記憶。“一代宗師”錢穆先生曾憶述新亞書院創辦之經過（見《紀念張曉峰吾友》），披露“幕後真創此校者乃曉峰，而非余”。據其講述，一九四九年春，錢氏於廣州街頭偶遇曉峰，後者將赴港辦校的計劃告知。錢氏聞言即表示，願相從赴港，以贖此前受邀赴浙大同事，而未能如願之愧疚。不料，曉峰忽得高層電召、速往台北，於港辦校的重任就落在錢穆一人身上，這便是“新亞書院”的前傳。此後，張氏對該校之事從不作局外之干預和過問，“一若此校與彼絕無關係”，但若錢氏主動提起、就新亞之事有所請託，“曉峰無不允，盡力為之”。新亞研究所和新亞書院利用香港獨特的地理位置，承接並傳續“新儒家”學脈，“鵝湖學派”在海外學界的影響不容忽視。此時，港台的“自由主義者”與“新儒家”不像五四時期的“西化派”與“傳統派”尖銳對立，雙方在或交流或衝突的各式互動中，逐漸走向互補、相容，推動社會文化的多元發展。

    錢穆於一九六五年正式卸任新亞書院院長，離港赴吉隆坡馬來亞大學講學，隨後於一九六七年遷居台北。一九六九年，張其昀邀請錢穆任教中國文化學院（一九八○年改制大學），後聘其為“華岡教授”，“特付高薪，林語堂等皆在內”。據錢氏憶述，這筆津貼對其在台的學術、生活幫補良多：“余之史學名著，理學三書劄記，以及雙溪獨語諸書，亦皆任課所述”，“此亦可謂由於曉峰之督促”，“此下著述不輟，亦可謂胥出曉峰之賜”。作為亞洲領先的高等學府和當代新儒家的主要陣地，六十年代初通過整合不同書院孕育出來的香港中文大學，無論從創辦人之間的特殊關係、教學宗旨和人文精神等來看，與台灣的中國文化大學其實頗有淵源，皆可視為宋代書院文化的延續，同時還肩負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使命。

    人文化成，天下一家。尋根溯源，港台文化的根基在中華文化，兩地又因獨特的發展環境，在文化上經歷中西交流與碰撞，有着與眾不同的烙印和色彩！歲月留聲，互鑒交融。華夏文化在傳承創新中夯實了內在涵養，對促進香江繁榮穩定，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引入香港視角、考察港台互動，確實能為現當代中國研究開拓嶄新的視野，也有望在不久的將來為兩岸三地超越意識形態邊界、獨立於政治力量之外的文教學術對話交流，創造更多可能性，探索更多元的路徑，開拓更廣闊的空間。

    新加坡國立大學哲學博士

    嚴詩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