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薛合作與薛馬爭雄

    令狐昭

    “一 · 二八事變”後，上海乃至全國的社會民情都發生了變化，武俠神怪片風光不再，左翼電影以及描寫愛國、進步意識的影片大行其道。天一影片公司老闆邵醉翁很快認識到有聲片的市場潛力，投入了大量資金。一九三三年，邵醉翁和邵邨人會見了粵劇泰斗薛覺先①，並討論把其西裝粵劇名作《白金龍》②搬上銀幕。由於粵劇受到電影業的衝擊與威脅，西裝粵劇應運而生，而就連遠在新加坡的邵仁枚和邵逸夫都認為這部有聲片必然會在說粵語的華人社區大受歡迎。結果《白金龍》（一九三三年）風行省港及南洋，且激起了旅居外地的遊子的思鄉之情，為伶人登上銀幕的熱潮掀起了序幕。

    邵、薛破天荒合作之成功，不但締造了粵劇片這一嶄新的電影類型，更開創了香港電影“伶星合一”的傳統；它還促進了香港早期電影業的發展，帶動了上海電影人員南下香港之風。當時有聲片人才紛紛到香港開廠，各大片商試圖模仿《白金龍》的成功模式，致使香港成為粵語片的製作中心，電影產量激增。邵氏兄弟覷準市場商機，成立天一港廠，大量製作粵語片，其通俗電影文化作為戰前香港文化主流，影響甚深。然而薛覺先為天一主演了幾部影片後，便跟來自上海的竺清賢合辦南粵影片公司開拍有聲片。同時美國華僑朱箕如成功遊說粵劇名伶馬師曾加盟全球影片公司，並由蘇怡把他的名劇逐一改編。

    《白金龍》上映之年，亦開展了長達九年的“薛馬爭雄”時代——那是粵劇最鼎盛的時代，更是從舊派演出變成新派演出的轉折點，因受電影、話劇等影響，薛覺先和馬師曾把許多東西都灌注入排場戲中③。薛、馬二人在藝術上的良性競爭，由粵劇舞台擴展到大銀幕，促使香港粵劇在一九三〇年代持續蓬勃，那種娛樂“明星化”的傾向讓觀眾對於唱腔、流派、人品的喜惡和認同得到最集中而突出的表現，同時對粵曲藝術的發展和伶人風格的形成起到了倡導和督促的作用。這十年因內地戰亂，香港人口倍增，其城市規模已在嶺南首屈一指，經濟地位也凌駕在廣州之上。從一九三〇年代中期開始，香港已替代了廣州，成為省港粵劇的主要市場和中心樞紐，廣州的很多名伶都以香港為基地④。

    事實上，省港粵劇環境的轉變，影響了中國電影業與戲曲表演藝術的發展方向、人員流動和跨界合作。薛覺先為了改良粵劇武場，在一九三七年邀得袁小田等多位京劇“打英雄”高手加盟覺先聲劇團。多年後袁小田充當粵語武俠片的中堅，而跟薛覺先同赴上海的劉湛卻化身黃飛鴻電影中的林世榮。直至粵藝創業作《南龍北鳳》（一九六三年）橫空出世，袁小田傳人唐佳與劉湛之子劉家良開始聯手擔任武術指導，此後這個南北組合更改變了類型片的武打藝術和文化系譜。總而言之，後世在強調邵氏兄弟與香港電影的因緣始於《白金龍》的時候，豈能忽略邵薛合作與薛馬爭雄之間的關係，以及隨之而來的蝴蝶效應？

    註釋：

    ① 薛覺先早在默片時期已在上海成立電影公司拍攝電影。

    ② 《白金龍》改編自美國默片《郡主與侍者》（一九二六年）。

    ③ 黎鍵編：《香港粵劇口述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第六十頁。

    ④ 謝少聰：〈二十世紀粵劇藝人的流動〉，陳守仁、李少恩、戴淑茵編：《省、港、澳粵劇藝人走過的路——三地學者論粵劇》，香港粵劇學者協會，二〇一六年六月，第七十六頁至第七十八頁。

    （粵藝武俠片的前世今生 · 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