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逸或自行車上的詩

    去年看到管控期間的北京城上海城，人們騎着自行車穿梭在空曠的馬路上，深感這是這段非常時期唯一讓我感到美麗的景象。

    “輕一些，輕一些，向生活過和正在生活的人致敬。向農貿市場中被高高舉起的小茄瓜致敬，也向不三不四的流浪者致敬。哦，向你雨中的自行車致敬——它是快樂的。”那年在北京寫下這麼輕逸的詩句的我二十六歲，已經從粵西搬到珠海又移居香港，然後到了北京生活兩年，與日後的妻子正式開始了戀愛。

    “今天我要寫一首健康的歌，為了十里堡的磚頭、沙塵和人民。”那時我的豪言壯語，也差點成功了。生活在青春的歲月裡不斷構築，在無形中找尋出現的方式，我學習告別單身漢的散漫——此前我差點就像我住處旁邊魯迅文學院和農民日報社裡裡外外的工地，混亂變幻着，有時想像自己舉手能令夜空發出迷人的藍光。

    在我們並肩而立的八里莊路，我們微含笑意，看一輛輛自行車湧過去，使陽光流動着，我的心中也如此嘩嘩，聽到樹葉在風中抽打的笑聲。今天他們歡迎每一個人的加入，我也歡迎這些和我無關，但忠於他們或我的生活的人民。我的自行車也在他們旁邊滑翔，“來吧，”我的自行車說，“我們可以一起看看那些銀光閃爍的魚們。”

    我倆身上還穿着海魂衫，在暮春的暖風中出一身薄汗。彷彿只有這樣才能配得上自行車所代表的淳樸時代，以我們的孤傲，想像不了在一輛豪車上的戀愛。

    離開北京，似乎也離開了那個年紀的“輕逸”，我現在還想不明白北京的輕逸是因為什麼和它自己的沉重相悖而立？難道就像卡爾維諾在《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裡說的：

    “面對着部落生活的苦難困境——乾旱、疾病、各種邪惡勢力——薩滿的反應是脫離軀體的沉重，飛入另一個世界，另一層次的感受，從而可以找到改變現實面貌的量力。在距離我們較近的世紀和文明中，在女人承擔艱苦生活大部分重擔的農村，巫婆們夜裏騎着苕帚棍飛馳，或者乘坐更輕的車具，如麥穗，或者稻草。在被宗教裁判所列為禁忌以前，這些場景是民間想像力的一部分，或者甚至可以說是生活感受的一部分。我認為這是人類學的穩固特徵，是人們嚮往的輕鬆生活與實際遭受的困苦之間的一個連接環節。而文學則把人類學的這一設想永久化了。”

    原來我們一度是薩滿，試圖招魂。但二十年後，我身處異鄉回憶起彼時，也是騎在自行車上（此地稱作腳踏車），想起我們那一代詩人裡最輕逸的那一個：胡續冬，也妄圖借詩招魂，以一首《自行車上憶故友》（節選），唏噓不已：

    就像你去後我才知道

    這些是你曾經的快樂：

    我也不時

    騎自行車帶女兒上幼兒園。

    也偶爾，道別女兒時

    順便看一眼她的辣妹老師。

    回去的路上，偶爾沒電

    也氣喘吁吁，買一杯凍飲。

    自行車總是溫柔

    就像十八年前我曾寫詩到巴西

    給你：說它在巨大的浮雲下

    能承載起一切。

    廖偉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