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陷阱的“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是美國人格雷厄姆 · 艾利森(Graham Allison)於二○一○年後提出的一套話術，說大國崛起必然挑戰現存秩序，而現存大國必須回應此種威脅，故此極有可能引爆戰爭。這一概念借用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名頭和名言：“
伯羅奔尼撒戰爭無可避免，肇因於斯巴達對雅典崛起的恐懼。”為此，格雷厄姆 · 艾利森做過專門研究，他精心挑選新興大國與同期霸主競爭的十六個歷史案例，發現其中多達十二個案例最終導向戰爭結局——從概率上講，“修昔底德陷阱”的推論似乎相當科學、客觀。
然而，“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論”源泉《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在討論斯巴達與雅典之間的戰爭時，便帶有明顯的立場。修昔底德給斯巴達塗抹“好戰”和“專制”的名聲，讚揚雅典為“和平”與“民主”的守護神。更甚者，格雷厄姆 · 艾利森嚴重曲解修昔底德的論述，將原已傾斜的立場完全顛倒，把戰爭責任全數歸於“專制”的斯巴達，而實際緣因可能恰恰相反。
再看當今的中美關係。二○一○年後，中國已然崛起為第二大經濟體，並逐漸塑造出迥異於歐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美國對此如坐針氈，格雷厄姆 · 艾利森於是在二○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的《金融時報》刊登短文，縱談中國和美國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三年後的二○一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他於《大西洋月刊》再度發文，闊論下一個十年，即二○二五年前中美發生戰爭的可能性。
戰爭尚未真正發生，便煞有介事地討論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再提出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這不啻先射箭再畫靶。“修昔底德陷阱”真實存在嗎？如果該種現象本身就不存在，還用考慮怎樣避免嗎？抑或“修昔底德陷阱”就是一層覆蓋在陷阱頂部的僞裝？
慕強憐弱 打壓挑戰者
近代社會心理，對強者膜拜，對弱者同情，對競爭者敵視，深入骨髓、愈演愈烈，西方世界更甚。敵視競爭者源於現實利益的考量，又夾雜着一絲對不同文明模式、價值體系的排斥。誰坐上老二的位置，誰就會被老大推落“修昔底德陷阱”。
西方對強者的膜拜，自古而然。在公元四七六年西羅馬帝國滅亡，相隔數百年後的十世紀中葉開始，以中歐地區為核心，組合大大小小的政治實體，形成神聖羅馬帝國，為之招魂。這個鬆散的政治大拼盤既不神聖，也不羅馬，更非帝國，皇帝還是選舉產生的，但它仍然高高頂起羅馬帝國的“神聖”皇冠，直到一八○六年被拿破崙“消滅”。在古代歐洲，羅馬係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象徵，從延續千年的神聖羅馬帝國到如今的西方社會都對它念念不忘、情有獨鍾，並宣稱羅馬擴張是為傳播文明，將侵略裹上道德的外衣，慕強的根性愈加柢固。
西方對弱者的同情，亦有傳統。自歐洲文藝復興起，人道主義濫觴，不過此種關懷、愛護與尊重面向的是弱者。於國家層面，體現為在一定範圍内、在某種程度上扶持弱國。譬如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國不再擎舉世界革命的大旗，中美關係破冰。改革開放後，中國一心發展經濟，兩國逐漸交好。到二十一世紀初，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納入美國主導的經濟體制，中美不啻友邦。此乃“扶弱”的歷程。但是好景不再，十多年前中國經濟躍居世界第二，美國即刻擘畫“鋤強”的佈局，如同之前對待蘇聯、日本、歐盟一樣，只要威脅到老大的地位，寧可錯殺，絕不錯放。歷史上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前赴後繼、無不如此。“錯”的並非老二的行為，而是老二的身份。
揆諸歷史，西方對競爭者的敵視，由來已久。早於公元前三世紀中葉至公元前二世紀中葉，古羅馬在向地中海擴張過程中，與古迦太基鏖戰一個多世紀。三次布匿戰爭，前兩次戰爭尚且打得有來有往，迦太基錘煉出名將漢尼拔，羅馬則推舉獨裁官費邊與之抗衡。第三次布匿戰爭，羅馬恃强凌弱、單方碾壓，長期圍困迦太基城。最後迦太基慘敗，迦太基人被賣為奴，迦太基城完全被毀。羅馬人翻犁迦太基人的城基與土地，在地中撒上鹽巴，務令寸草不生。迦太基徹底從現實與歷史中消失，成為一個考古學名詞。羅馬則爭得地中海霸權，在一百餘年後演變成羅馬帝國，至今仍被西方所緬懷、追憶。西羅馬帝國滅亡後，中世紀歐洲沉寂近千年，然而大航海時代以來，西方優勢漸顯，慕強觀念更入骨髓，現實利益至高無上，加之對異質文明和不同模式的深深恐懼，由此演繹出列强爭霸的邏輯框架。
巧舌如簧 賺人踩陷坑
由此觀之，“修昔底德陷阱”其實係一個話語圈套，在意識形態幕布的遮掩下，格雷厄姆 · 艾利森之流巧舌如簧，喋喋不休向人們講述——因為新興大國挑釁現存大國，所以現存大國回應挑戰，而作為雙方爭競的主要手段，戰爭避無可避。但是諸多歷史事實證明，此論不啻倒因為果。近代以降，不論新興大國是否挑戰西方霸權，西方霸權都會打擊競爭對手，且將挑動戰爭的髒水全部潑到對手身上。
“修昔底德陷阱”看似將爭鬥的雙方拉進困局，實質卻為針對一方所設的陷阱。換言之，“修昔底德陷阱”乃是現存大國專為新興大國挖設的一個陷坑，底下插滿尖刀利刃、上面鋪滿草皮鮮花，滿心誘導“獵物”踩去其上、跌進陷坑。如果“獵物”小心翼翼、識破陷阱、繞道而行，挖設陷坑者不由得惱羞成怒、氣急敗壞，“獵物”的生存智慧也將被冠以陰險萬分、罪大惡極的污名。
“獵物”就該乖乖上當，就該心甘情願給人吃掉，而“獵人”要做的便是挖好陷阱、磨刀霍霍——弱肉强食，這就是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指涉的“理論”内涵。這不僅關乎兩强之爭的困境，意識形態的蠱惑，也映照出人性的掙扎。
雲山（文化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