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 落
此刻我坐在車子裡，幾小時後我會被關進監獄，從此與外界的一切告別。他們說我殺了人，罪有應得；而我卻什麼都不記得了。
我在瑪莎家裡的沙發上醒來，是一群警察把我叫醒的。我的頭很痛，昨夜吃剩的大麻蛋糕還擺在桌子上，有一攤尿順着廚房的門縫流到客廳，旁邊的木地板上還有濕濕的鞋印；馬桶裡有沒沖下去的嘔吐物，黃黃的黏糊糊的一團，漂浮在混濁的水上，整個房子都臭氣薰天。我想去接點水喝，幾個警察把我圍住，他們說智利口音的西班牙語，我聽不太明白。
該死的，我當時偏要來智利，就因為我不想繼續上大學了，我想找個地方去死。恰好那個時候有個磕了藥的瘋子在路上，他攔住我，非要塞給我一本書，是羅貝托 · 波拉尼奧寫的《遙遠的星辰》，然後他轉頭就跑到馬路上，當場被車撞死了。我不喜歡看書——色情漫畫書除外，但是有個人在我面前被碾碎了腦袋，儘管我和這事兒沒有任何關係，心裡總還是覺得有點悲哀。回去之後，我翻了翻這本書，大概講的是一個人開着飛機，四處在天空裡寫字作詩，其中一段是講，這人開着飛機，在天空裡劃出一行字：“死亡是智利”。我便覺得，去智利死就挺好的吧。然後我就來了。我先是到了聖地牙哥，沒幾天之後，新聞報道說，奇廉的森林火災越來越嚴重，已經死了二十二個人了。於是我又買票去了奇廉，覺得這樣能更靠近死亡一些。來了之後，我一邊找工作，一邊找毒品販子。
在西班牙，我們把毒販叫作“駱駝”，我發現到了這兒我說“駱駝”，人們也能明白我的意思。結局是我沒能找到什麼工作，因為我吸了太久的可卡因，變得反應遲鈍，記不住事情，還總是打爛杯子，就連最便宜的小酒吧都不願意用我。後來一家中餐館願意招我打黑工，結果因為我早上總起不來，一周之後又被開除了。不過在這段時間裡，我跟當地的“駱駝”們熟絡起來，沒過多久就跟着他們一塊兒混了。
我又坐回沙發上，幾個警察圍着我不准我亂走。他們問我，住房合同上寫着租戶是一位叫“瑪莎”的女孩，為什麼現在只有我一個人在這裡，瑪莎在哪。我告訴他們，瑪莎是我的一個熟人，她回她外婆家了，在聖地牙哥，上個月我的房東發現我在房間裡藏了大麻和可卡因，把我趕了出來，所以我暫時借住在瑪莎家。
說完之後我就後悔了，一群條子圍着我，肯定沒好事，我怎能讓他們知道我吸毒呢？不過看看這房間裡亂七八糟的樣子，不用我說他們也能知道我不是什麼好人，所以隨他們去吧。他們在這兒八成也是為了這個。不知道在智利，吸毒會被怎麼處罰，之前我在西班牙時，警察那有我在大街上吸大麻的案底記錄，這群智利佬調查我時會查出我在西班牙的記錄嗎？但願不要。
我又在沙發上睡着了。後來他們又把我叫醒，告訴我，我殺人了，死者叫伊萬 · 洛佩茲。
我一時有特別多的話想說，同時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伊萬 · 洛佩茲，伊萬，我的好朋友。我來到奇廉之後認識的第一個人就是伊萬，他的爸爸媽媽都是阿根廷人，上世紀七十年代時，美國佬和南美那幫獨裁者聯手搞了個叫“禿鷹行動”的計劃，伊萬的爸爸媽媽是大學老師，是“禿鷹行動”的重點對象。在一次抓捕行動中，他們被轉移到了智利，後來倖存了下來，也留在了智利。伊萬是個特別聰明的小夥子，他最清楚哪裡能低價進貨，哪裡有最新型的人工毒品。他也是我認識的“駱駝”中最心地柔軟的一個。他一直特別想回阿根廷，但他一次也沒踏出過智利，因為錢不夠。
我不敢相信我殺了伊萬，但前一天晚上，我確實和他一起，在瑪莎家裡嘗試各種毒品。我們好像聊了很多事情，但我記不起來了，我每天喝酒，抽大麻，手頭寬裕時吸一吸可卡因，早就記不住事情了，能活一天是一天。有一次我喝完酒醒來，發現自己裸體躺在馬路上；還有一次，我和伊萬一塊兒抽光了我存的哈希什，睡醒後發現他把他所有的存款都捐給了一個貧困女童救助組織，之後的兩個多月我吃什麼都得分他一口，他才能勉強度日。我以為，在這樣的精神狀態下，我做出什麼事情都不足為奇了。但我還是不敢相信我殺了伊萬，他可是我在智利最好的朋友啊。
總之，他們證據確鑿，而我渾渾噩噩地被關押着度過了幾日，便坐上了送我去監獄的車。奇廉的森林大火還沒被完全撲滅，路上全是煙霧與灰塵，天空是血橙色的。廣播裡說，死亡人數已經二十五了，智利政府向鄰國申請援助。我想知道明天又會死多少人，這場大火什麼時候能熄滅，此刻空氣中的灰燼什麼時候能完全落下來……但我即將入獄，明天會怎麼樣，後天會怎麼樣，奇廉會怎麼樣，智利會怎麼樣，南美會怎麼樣，我都不得而知了。
對了，我走之前忘記打掃瑪莎的家了，她回來之後一定會很生氣的。她會知道我被判了無期徒刑嗎，她會來監獄看我嗎，如果她知道我殺了她弟弟，應該會很恨我吧。
我想繼續聽聽新聞廣播，努力記住我最後能知道的事情，但是司機突然換到了音樂頻道。廣播裡的男主播介紹道：“接下來為大家帶來的是，阿根廷搖滾樂隊‘自成一類’的歌曲——《我的死亡之歌》。”路上時不時有大貨車駛過，我斷斷續續地聽着歌詞：“向後看時／路便顯得漫長／你跨越了一條條邊界線／自己卻全然不覺……”聽着這首歌，我的心情逐漸煩躁起來——我，一個十九歲的年輕人，馬上要鋃鐺入獄，並且是無期徒刑，我真正的生命就截止在今天了，明天開始我會失去所有的自由，關於這個世界我將一無所知，而這個阿根廷老男人，卻在這兒自以為是地歌唱生命的漫長。我真想把他暴揍一頓。
我看向窗外，正是日落時分，即將消失的太陽與正午時不同，它並不熱烈了，它變得鮮豔而決絕。太陽消失在地平線，我不相信地平線。小時候我常望着地平線，向前奔跑。我提前看好地面在哪裡消失，朝哪裡奔去，以為自己能奔向一種無盡，因為人們總說“遙遠的地平線”。可我總能抵達那裡，只是抵達之後會發現，地平線又換了一處，在更遠的地方。那時起我便堅信，地平線是一個謊言。
太陽已經完全消失了。我把視線收回來，看着司機的後腦勺，眼前發紫，打圈，暈眩。一些畫面突然不斷在我腦海中閃過，比如今早喝的熱巧克力，昨晚吃的燉豆子，我在瑪莎的衛生間裡淋浴，我和伊萬在客廳裡聊天……我和伊萬……慢着，我和伊萬聊天，我們說了什麼？我感到有一部分記憶被喚起了，而我最關心的就是，我和伊萬到底怎麼了，我為什麼要殺了他。阿根廷老頭還在廣播裡歌唱生命，而我也記起了我與伊萬最後的時刻：我們都吸了許多毒品，喝了許多酒。他突然問我說，大家都知道我是西班牙人，但沒聽說過我具體是西班牙哪裡來的。我告訴他我是加利西亞人，加利西亞在西班牙的西北部，山很多，交通沒有大城市那麼方便，能去的地方也不多，我曾經以為旁邊的大西洋就是世界的盡頭了。
但後來我發現，這個世界其實沒有盡頭，但是有許多被遺忘的角落，加利西亞就是被遺忘的角落。伊萬說南美也是被遺忘的角落，他說沒有人在意南美。他說起他父母曾經歷過的“禿鷹行動”，說柏林牆倒塌以後，美國佬不再需要那麼提防共產主義在南美的發展，於是留下一群流離失所的左翼分子，甩甩手就走了。他還說，全世界都在關注一隻氣球飄到哪裡，看兩個大國你來我往的爭吵，而智利的森林大火中不斷有人死去，許多家庭的積蓄毀於一旦；委內瑞拉人四處逃亡，前不久他們還關停了一個難民收容所；阿根廷一年能換三四個總統，墨西哥人死在偷渡的水裡……沒有人在乎，只有南美人自己在乎自己。
伊萬後來開始哭，他問我為什麼要來智利，我就給他講了我想選個地方去死的故事。他突然放下手裡的大麻煙捲和酒瓶，讓我殺了他，還說我真是個天才，竟然能想到“死亡”這麼好的出路。我思考不動了，我記不起我當時腦子裡有沒有在想些什麼，我只記得我對着他開了一槍，再然後，記憶就只剩警察來
了的那個上午了。
閆梓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