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義工就是保障公益

    二○二二年七月八日，澳門進行第六輪全民檢測，期間發生外籍人士疑向義工施襲的情況。新聞報道指出，有人疑似在排隊時不守規則，意圖尖隊，義工上前阻止，產生口角，最後義工疑似受襲。事後涉案人表示追究，警方隨即表示，會對施襲者提起“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的刑事訴訟。

    這宗案件簡單，但值得深思的問題很多。

    澳門由六月中開始爆發疫情，至今近一個月，先後進行了六次全民檢測。每一次全民檢測，居民要花半小時至一小時排隊，確實使人焦躁。檢測站的義工每天工作十多小時，休息時間極短。他們身穿防疫裝備，去廁所都不方便，更不要說飲水解渴，義工容易感到納悶。居民的焦躁，義工的納悶，疫情的不安，三者結合，極容易使人產生誤會和磨擦。澳門本星期還有四次全民檢測，焦躁、納悶、不安的情況相信仍會持續，我們應該多做準備，避免同類事件再度發生。

    涉案人士表示會追究到底，警察亦表示會對施襲者提起“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的刑事訴訟，這些措施的實際意義不大。試想想，在澳門，某甲輕微襲擊某乙，某乙受輕傷，某甲會被控“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因此，這種處理方法只表示對施襲者進行了刑事訴訟，一般人面對同樣的情況，處理方法亦是一樣。這種處理方法並非特別為保障義工設立的一種制度和法律；也就是說，這種處理方法從來沒有考慮義工是為大眾謀取福利，襲擊義工就是破壞社會公益。

    在某甲向某乙施襲的例子中，如果某乙受傷，須在家中休息三日，那麼，某乙可向某甲提出民事訴訟，追討醫藥費和三日的工資，這是某乙在受襲後的直接損失。義工的情況非常特殊。在澳門目前的醫療制度下，居民到政府醫院接受治療，需要承擔部分的診療費和藥物的費用；也就是說，這位義工需要自行付錢，治療自己。

    義工沒有酬勞。疫情下擔任義工，協助政府進行全民檢測，就是將自己暴露於高風險的工作中，服務居民，為社會謀公益。義工人格高尚，必須受到尊敬。由於沒有酬勞，義工受襲後除了醫藥費外，還可以獲得甚麼賠償呢？

    義工和政府的關係並不是僱主與僱員。在勞動關係中，僱主受法律強制規範，必須為僱員購買勞動保險。僱員在工作中受傷，可以獲得勞工保險的賠償，最常見的賠償自然是醫療費用和工資，但這些都不適用於義工身上。

    按照目前澳門的醫療制度，加上沒有保險，這位義工極有可能需要自己付錢治療自己。義工當然可以向施襲者提出民事訴訟，追討賠償。要進行民事訴訟，前提是受害人認識法律，又或是受害人願意聘用律師，處理訴訟。認識法律，表示受害人必須在過往曾經接受足夠的法律訓練，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提出訴訟。這種方法雖然無需付出金錢，但要付出時間和精力。聘用律師，表示受害人願意付出訴訟費用。義工本來已經沒有酬勞，現在還要付出訴訟費用，為自己追討損失，又要面對訴訟的冗長時間，相信這不會是大多數人處理事件的方法；更不要說，如果施襲者沒有足夠的資產，賠償義工損失，義工最後都是沒有賠償。

    為甚麼我們要考慮義工的賠償問題呢？因為義工是在沒有酬勞的情況下服務居民，為社會工作，進行的是大眾公益的事情。如果沒有良好的制度，沒有健全的法律，保障義工的人身安全，確保他們在事發後有適當的治療，獲得應有的賠償，那麼，公眾在看到“做公益的事沒有酬勞，遇襲後還要自己畀錢睇醫生”的情況，只會膽戰心驚，以後還有人願意當義工，願意繼續服務社會，謀求公益嗎？如果沒有人做義工，誰人是檢測站的工作人員？沒有人響應政府的呼籲，受害的只會是整個澳門社會，你願意看見這種事情發生嗎？

    因此，希望政府在處理這件事時，可以考慮豁免義工的醫療費和購買藥物的費用；協助受害人提出民事訴訟，追討賠償。政府保護義工，明確展示了政府重視從事公益事件的人，是保障大眾的具體表現。政府更應該考慮設立一套健全的制度和法律，處理義工在進行社會公益事件時的情況。大眾更希望這位義工早日康復，再次服務大家，接受社會大眾對他的尊敬、愛戴、關懷。

    澳門理工大學管理科學學系副教授  陳智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