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文學的誤會

    就像我們稱俄羅斯人為戰鬥民族一樣錯誤，認為俄羅斯喜歡暴力美學也是一個誤會。的確，蘇聯——俄羅斯的藝術帶有暴力的一面，首先源自上世紀初的未來主義思潮，標榜速度、科學、強力意志等等，影響了意大利的納粹藝術和蘇聯的左翼藝術，同時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也鼓勵粗暴強壯的藝術風格，包括那時的女性審美也以鐵娘子、公社女漢子為美。另外，在衛國戰爭的鼓舞下，二戰題材電影佔了蘇聯電影很大一部分，這些都是所謂的“暴力美學”的想像來源。

    但實際上，蘇俄最優秀的藝術，並不暴力。詩歌裡，那個時期被稱為俄羅斯詩歌的白銀時代，曼德爾斯塔姆、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等詩人的語言泛出白銀一樣純淨、柔韌的質感，歌唱“對世界文明的眷戀”，聲音是堅定而溫柔的，基調是哀歌，後繼者布羅茨基加進去了宗教感和英語世界的思辨，更為冷峻。小說的代表作如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也帶有反戰的色彩，垂憫一個時代的波瀾，毫無暴力渲染；短篇小說家多甫拉托夫的小說更充滿冷幽默，像一個冷戰時代的卡夫卡，暴力美學是他笑話的對象。

    就像電影裡，蘇聯最偉大的大師塔可夫斯基，成名作《伊凡的童年》強烈反對戰爭，幽深又有殘酷的詩意，代表作《鏡子》、《安特亞 · 羅伯夫》專注於時間與藝術的純粹，超然於政治之上。就像我們熟悉的蘇聯歌曲一樣，也許帶有戰爭的痕跡，但憂傷的手風琴像撫慰傷口的晚風和晨星，哪裡來的暴力美學呢？

    作為一個熱愛俄語詩歌的漢語詩人，我遭遇最大的誤會也和俄語詩有關。一九九九年的時候，我創作了一組詩歌《末世吟》，書寫兩個世紀交接之間的流離浪蕩，其中作為序曲的，是一首《1927年春，帕斯捷爾納克致茨維塔耶娃》。

    這可能是我最多讀者的一首詩，尤其是裡面那一句“說吧，今夜，我的嗓音是一列被截停的火車，你的名字是俄羅斯漫長的國境線”。但因為這首詩我是代入帕斯捷爾納克的口吻寫的，以至於常被誤當作帕斯捷爾納克的詩。直至有人把它譯回俄語，上傳到一個俄語文學論壇，才被研究者發現帕斯捷爾納克根本沒有寫過這首詩。

    現在提起這句“你的名字是俄羅斯漫長的國境線”未免像是反諷，因為這都成了敏感詞了，俄羅斯也因為對國境線的無限渴求，給鄰國帶來無邊的痛苦。蘇聯則以別的方式給他優秀的詩人帶來痛苦，除了帕斯捷爾納克和茨維塔耶娃、阿赫瑪托娃，我最愛的詩人曼德爾斯塔姆和策蘭一樣是蘇聯的痛苦的承受者。還有娜傑日達 · 曼德爾斯塔姆——曼德爾斯塔姆的妻子，她那偉大的回憶錄從基輔兩人的邂逅開始，到西伯利亞的流放地結束。這兩端，恰好是俄羅斯知識分子命運的隱喻。

    廖偉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