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綾聲的迷宮城市與空間詩學

    一、“在澳門寫作”

    “在澳門寫作”的修辭受台灣文學紀錄系列“他們在島嶼寫作”啓示，但是在澳門歷史文化語境中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其獨特內涵來自於獨一無二的時空交匯，“回歸”成爲重塑澳門命運的歷史契機，也爲拓展全新的家園想像提供了充分的現實條件，圍繞“回歸”而衍生的諸多主題，一定程度上主導了新世紀以來澳門文學的發展脈絡。

    作爲回歸前後走上詩壇的一批青年詩人，如賀綾聲、袁紹珊、陸奧雷、太皮、自由落體、呂志鵬、盧傑樺、邢悅、陳淑華、吳詩婷、S、小曦、凝等，他們的澳門叙事／抒情表現出一種令人興奮的文化介入，對澳門的凝視讓詩歌自覺感知歲月的光芒與黑暗，伴隨青春寫作而來的敏感與批判，讓他們的寫作産生了一種微妙的同時代性，包括延續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由王和、黃文輝、寂然、林玉鳳等新生代詩人的創新意識，種種跡象表明他們已成爲接替書寫城市命運的中堅力量。

    賀綾聲對詩藝的沉迷，注定他是與衆不同的一個。陸奧雷曾經如此評述賀綾聲：“在澳門，大概沒有很多人能像他那麽專注於創作，也沒有人像他那麽用心去研究詩意的營造了。”①大致可以勾勒出賀綾聲之於當代澳門詩壇的意義。從思維視野來看，賀綾聲顯然不是被某種特定議題所能預設的對象，儘管其成長與寫作同澳門的命運變遷形成某種內在的契合，他的詩與思一開始就高度嵌入這座城市的運轉鏈條。藝術實踐與日常生活之間水乳交融的持續狀態，彰顯出青年一代積極介入“在澳門寫作”的樣本意義。

    賀綾聲的“在M城”系列詩作，已然成爲標識個人與澳門關係的一組文化符號。“M”從“Macau”簡化而來，未嘗也不是澳門地標西灣大橋雙塔吊的形狀。這組大概創作於二○○三年至二○○六年之間的詩歌從日常生活細節切入，通過“M城”徹底淡化真實的處境，營造一種類似川端康成《雪國》的恍惚之感。與韓牧追問歷史的《登中央炮台》風格已有很明顯的差異，賀綾聲更傾心於書寫日常場景裏的個人情緒，借助歷史參照顯示此地的生存感受。

    無論“M城”曾經展示了怎樣的美麗與悲哀，對於詩人而言，它此刻只是一個接納日常生活的容器，“我”混入遊客、導遊的行列，但又在某個巷口逃逸，沿着熟悉的路徑回到自我的具體生活。“讓詩人走在前面”，他知道這微不足道的特權，但在澳門已成爲不可能之事。

    二、撬開內心的門扉

    賀綾聲的敏感多思與細膩文筆提供了一種兀自低迴的韻味，對城市的熱愛未必需要高亢的歌聲去體現，畢竟生活本身大多情況下是由不滿與缺憾所充實的。只有當一切歸於沉寂，詩歌才撬開與內心交談的門扉，所以他的詩裏看不到陶里《過澳門歷史檔案館》、《馬交石上的一九八五年除夕》那樣强烈的歷史感，但是歷史留存物又時刻以相對輕鬆的方式表達其在場。

    當詩人强調此刻與將來的存在，個體命運與生存空間之間的關聯顯得自然、堅固，不可摧移，賀綾聲善於在文本中細心編織出這種攝人心魂的掛念，因爲沒有哪種情緒比它更加真實而具體。像《如果路過，請柔軟地爲我點擊》第一節描述的一樣，澳門街庇護着芸芸衆生，也消耗着所有人的青春歲月：“又一部相機盜攝了板樟堂的燈飾／看見我喜歡的人藏在小巷內與人接吻／十八歲，彷彿整個歲月／我只是從板樟堂來回板樟堂／在這裏用疲倦了的鞋子，耗盡了承諾”②可見賀綾聲切入澳門的方式與林玉鳳、黃文輝等新生代“前輩”明顯不同。在我個人的閱讀經驗裏，殖民歷史對於他們想像澳門曾經構成非常重要的思想文化資源，如林玉鳳《我來自這樣的一個城市》、黃文輝《峰景酒店的下午》、鄒家禮《讓我倒下——一個澳門青年的心聲》等作品，不論是置入他們各自的個體詩歌寫作史，還是參照澳門命運的集體呈現，都展示出一種極爲强大的情感力量，這說明歷史事件對於見證者所造成的心靈震撼。而在更加年輕的詩人那裏，所有與神聖關聯的東西或許早已光環褪去，詩歌也跟隨生活的步調歸於平靜。

    袁紹珊認爲賀綾聲的情詩是他在澳門詩壇揚名立萬、獨步天下的絕招，“絕對稱得上‘愛情童話派’掌門人”。③從題材來看，賀綾聲出版的幾部詩集《時刻如此安靜》、《南灣湖畔的天使們》、《遇見》確實都有對愛的感悟，但我認爲這只是他闡釋世界的一個切入點，內裏的小宇宙其實包羅萬象。他在詩裏不斷詠嘆，因爲刹那的相遇而展示出濃郁的生命强力，營造出一種青春年少的憂傷。不論是寫給Dear M還是Dear S，抒情對象都是虛化的，既可以指同一個對象，也可以指不同對象，甚至也可以指向城市（“M”城）、文學（Muse）、迷思（Myth），因爲詩人在設計抒情的語調和氛圍時，特別注意詩意的邏輯結構，這樣的處理使得文本生成了有利於多向度理解的張力。

    同樣，他的散文詩也很有內涵，“散文詩”本質上是屬於“詩”的。比如披着情詩外衣的《海嘯之後》，大地被洪水淹沒，兩人遺忘所有的悲哀，重新約定拯救世界，其實也暗示人間的恩怨與是非，放到大背景下莫不如此。《地獄的筆記》則以亡靈的口吻展開對話，這對生死冤家繼續交換着對慾望、生死、愛恨、時間、信仰的看法，暗喻人間那些持續困擾人們的主題始終不可終結，偈語式的語言，頗有幾分向魯迅《野草》致敬的意味。

    因此在我看來，情詩的書寫作爲刺激詩人靈感的源泉，它就是賀綾聲打開柔軟內心、進入詩性世界、放飛思緒的一種方式。如果這個判斷成立，可能也意味着他對詩歌形式功能進行了重新定位，試圖從那個由宏大歷史不斷塑造、沉澱的“澳門傳統”裏走出來，正如他自己所宣稱的那樣，“一首詩寫得太過抽象，不能被大衆理解，我認爲那是失敗的。”④這樣的判斷意味着我們被賀綾聲投入情詩寫作的外表所蒙蔽，假如詩性感受從具體感觸而非宏大觀念開始，其實表徵了詩歌向普通生活的還原，也更能反映出新生代詩人崇真尚實的美學取向。

    三、詩城的“小調式”

    波蘭詩人米沃什曾經嘗試爲詩歌的“小調式”進行辯護，疏離於大調之外的作品未必等同於作者對描繪事物的認同，重建自我對世界的感知，遠比簡單順從某種習慣更有意義。賀綾聲所展示的抒情調式也許就是米沃什所倡導的“小調式”，改變一個時期的語言習慣和思維結構並不容易，但也可以嘗試從細微之處入手，通過抒情姿態、修辭形式的調整引起人們對文化裂變的關注。這其實也是詩人最爲稱職的工作。

    對於棲居於“詩城”的作者來說，澳門能提供的寫作資源其實相當有限，如果寫作者總是沉迷於各種標籤式的認知，那勢必面臨着寫作靈感的枯竭。香港詩人秀實曾說，“在澳門寫詩，最大的困擾是，‘世相’的太過强烈的植根於每個人的心裏。葡萄牙的殖民管治地，東方賭城，合法溫柔鄉三者交互築構而成的一個空間。明亮中的燈火與陰暗中的喘息，讓你逃不出這個小城來。澳門詩人要把詩歌寫好，其潛藏最基本的困難是，撥開這紛紜的世相，尋找出背後的真相來。”⑤那麽，背後的真相又在哪裏？

    對於來自遠方的觀光客而言，澳門棋盤式的街道無異於迷宮，從一條巷道插入另一條巷道，歷史的遺存一個接一個呈現，自然有應接不暇的驚喜，每一個景點都值得反覆凝視。而在澳門本土作家眼裏，城市的皺褶是攤開的，就像讀林中英的《走在城市的皺褶》一樣，跟她一路沿着龍嵩街、高樓街到媽閣街，再從龍頭左巷走進下環區，整個街區的生活場景便統攝於眼底。但她的目標並不在於對城市空間的度量，而是希望由此推開深入澳門歷史的時間之窗。作爲一個地理空間受限的城市，我們不難理解澳門的摺叠。以歷史思考爲題材的詩性書寫向度，不外乎文明與征服、殖民與反殖、記憶與遺忘、離散與守望之類的主題。詩歌離不開立足當下和未來的基點，即便借別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也是努力通過尋找生命的韻律，喚醒言說的衝動。

    從攤開的城市搭建激發詩意的迷宮，也許就是賀綾聲超越地誌書寫、跨入詩意澳門重構的動力。不論是對個人情感的詩性處理，還是對語言形式的用心經營，賀綾聲的詩歌一定層面上體現出回歸二十多年以來澳門青年一代對詩歌形式的認知與自覺，而且技藝提升本身也是建設“詩城”不能迴避的內容。

    從詩歌本體出發，詩歌與時代的關係的確是相互見證的，詩歌見證時代的變化，時代也見證詩歌的發展。米沃什說：“詩歌是一份擦去原文後重寫的羊皮紙文獻，如果適當破譯，將提供有關其時代的證詞。”⑥問題是，詩人得把有關時代的證詞寫上羊皮紙，如果沒有這些“小調式”的內容，羊皮紙文獻與時代之間就不可能産生內在的關聯。所以，詩人終究不能迴避詩歌作爲技藝與詩歌作爲時代見證物的平衡關係，或者這就是純粹詩歌書寫朝內在“真相”不斷逼近的奧義。

    龍揚志 （暨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註釋：

    ①陸奧雷：《成長的紀念和〈片段〉的一些片段》，見《片段》，賀綾聲著，澳門故事協會，二○一三年版，第十三頁。

    ②賀綾聲：《如果路過，請柔軟地爲我點擊》，見《是雨，擊碎時光記憶》，第十五頁。

    ③袁紹珊：《愛是詩歌之始——專訪詩人賀綾聲》，見《澳門作家訪問錄2》，澳門日報出版社，二○一五年版，第三二二頁。

    ④同上，第三二七頁。

    ⑤秀實：《叙事的述說手法——談2017年澳門文學獎新詩組得獎作品》，載《文學的守望──第十二屆澳門文學獎得獎作品集（本地組）》，澳門筆會出版，二○一八年，第一七一頁。

    ⑥（波蘭）切斯瓦夫·米沃什：《詩的見證》，黃燦然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六年版，第十八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