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文學叢書》與文化自信
在我們歡度國慶七十五周年，迎接澳門回歸祖國的日子裡，新的一批《澳門文學叢書》出版了，這件值得澳門文學界慶賀的事，也為“雙慶”增添了不少喜氣和喜色，真可謂喜上加喜。
從文學史的意義上說，《澳門文學叢書》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二十二位作者的二十部作品，由澳門基金會與中國文聯出版社合作，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出版，是為了慶祝澳門回歸祖國的獻禮。這部分共分為小說、散文、詩詞、評論和青年文學等五卷，較全面地反映了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澳門文學蓬勃發展期的面貌，成為澳門現代文學自三十年代肇始以來最大規模的製作。
《叢書》第二部分包括六十八位作者的七十九部著作，由澳門基金會與作家出版社和中華文學基金會通力合作，分五批先後於二〇一四年八月、二〇一五年六月、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〇一九年六月及二〇二四年十一月隆重推出，意在勾勒回歸二十五年來澳門文學發展歷程，並展示其豐碩藝術創獲，建構之大之精，至為可觀。
披閱《澳門文學叢書》，一種濃郁的詩化的家國情懷撲面而來。其間充盈着向古典和傳統致敬的意味，又不乏對立體感和現代性的思考和追求。老、中、青三代作者在這裡集體亮相，展示着澳門寫作人“求真、向善、尚美”的藝術傾向。老一代如何呈現深沉穩重、淡定冷靜的風骨，中生代如何致力於創作轉型和審美追求的嬗變，新生代如何顯示敏感的生命體驗和大膽創新的銳氣，整整三代人的創作狀態和心理投射，或隱或顯，在作品裡大致可見。
從某種程度上看，《澳門文學叢書》對澳門三十多年文學書寫的梳理，既是對小城文學歷史的歸結，也是對現實和未來的靜觀；其歸結固然帶有一種回望的深情，而靜觀更具有現場感和前瞻意識。厚重的《澳門文學叢書》，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存在”，一個有力的證明。儘管澳門文學還沒有產生一流的作家作品，但堅實的基礎已經奠定。只要打開《澳門文學叢書》，看一看內裡湧動着的生活激情和書寫激情，感覺一下那種急於表達人生幸與痛苦、理想與挫折、矛盾與困惑的慾望，那種甘願從事十分艱苦的語言勞作的用心，那種向着精神高度和深度不斷進取的追求，那種因長期執着而昇華為文化自覺的境界，我們就會對此深信不疑。
在此，我想重點談談《叢書》體現的文化自信。
事實勝於雄辯。澳門回歸二十五年來，經濟發展，社會安定，民生祥和，百業俱興。按照中央關於“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指示精神，澳門已進入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時期，其中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推動城市發展優化升級的重要途徑。尤其是“建設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已成為澳門城市發展的戰略定位和特區政府施政的宏偉目標。所謂“世界”，不僅是一個空間範疇的概念，而且是一個品質、等級的概念。這裡“世界”的含義，就是從城市設施到人格素養，全面體現人文關懷的“高品位”、“第一流”。所謂“中心”，就是在某個領域或某個方面佔有突出地位的所在，而這個所在作為一種文化存在和體現，應具有強大民族凝聚力、歷史穿透力、文明滲透力和藝術感染力。這是一個崇高遠大的目標，它連同“一國兩制”制度優勢下取得的纍纍碩果，在小城喚起了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建設澳門的使命感，大大堅定了澳門文學的文化自信。而《澳門文學叢書》的出版，正是這種文化自信的生動體現。
數百年來，澳門雖曾長期為外族所佔，但澳門兒女還是憑着頑強的生存意志和對傳統文明的努力傳承，保有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諸如淳樸善良的民風、平和自覺的心性、孝親助人的操守、愛國愛鄉的情懷等，早已融入人心，並作為深固的文化基因，貫穿於澳門文學發展過程，成為廣大作家建立文化自信的堅實基礎。如是，在為數眾多的澳門文學作品中，不論人物命運、故事情節、生活場景發生怎樣的變化，也不論情感方式和敍事方式多麽“個人化”、“特殊化”，其間總會閃現出一個中國書寫者的筆墨精神，中華文化始終都是其言說依據。這就是澳門文學的“根性”或“DNA”，故事是澳門的，審美精神底色則是中國的。
澳門文化作為地域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其內在結構的多元化以及由此體現的“和而不同”、“不同而和”的精神。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種族、不同的風俗習慣，在澳門共處一域而相安無事，真正做到了“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澳門人一向以此為“榮”，以此為“幸”，對中華文化在這裡的延伸和擴展充滿了自信。這種歷史影響和文化積澱，培育了澳門文學真摯、平和、溫婉、包容的品格，雖然所呈現的有許多生活情景“戲”，卻也都是由外物回到內心，發自心靈深處的歌吟。
澳門文學的文化自信，讓它的生長和發展過程，始終充盈着一種難以遏抑的書寫精靈，一種不絶如縷的詩意執着。讓它的書寫者在精神家園的守護中，在自我實現的吟哦裡，以一種可貴的人文氣質和哲性思考，抒寫生命體驗，同時進行靈魂拷問。一面開放心性，一面自我啟蒙；一面深情呼喚，一面真誠傾聽。
我一直認為，澳門為數眾多的詩人、作家，有兩點值得稱道。一是從未因金錢而喑啞了自己的歌吟，糟蹋了手中的筆墨。他們尊重資本，但不屑於做金錢的奴僕；他們冀望暢銷，卻不肯為此而媚俗。他們拒絶精神的降解，在精神貶值處張揚精神價值；他們拒絶消費主義慫恿，於物慾喧囂中堅守文學本真。
二是未曾在五花八門的“浪潮”前花過眼、暈過頭。現代“零度寫作”的寒流，冷卻不了他們生命探索的熱情；後現代“深度消失”的喧嚷，窒息不了他們價值關懷的良心。女性寫作浪潮洶湧之際，澳門女作家卻沒有“聽風就是雨”，跟着表現強烈的“反叛”情緒；也沒有陷入寫作誤區，甚麽個人隱私的自然主義展示，甚麽女性屈辱的虛假歷史的任意編織，甚麽玩浪漫、玩語言、玩技巧的低俗套路呈現，等等，均未成為澳門女性文學的創作取向。在網絡文化大發展、大眾文化大崛起、大眾傳媒日益娛樂化，文學被“
遊戲化”、“妖魔化”，價值混亂和價值虛無令人無所適從的時候，澳門的批評家卻堅持着對文學應有的尊重、中肯的評騭和充分的肯定。在澳門批評的語境裡，沒有文學的負面新聞，沒有肆意放大的批評聲浪，所謂“酷評”流行不起來，“駡評”更難以引起共鳴，市場經濟時代的畸形文化心理在這裡找不到它的市場。這不是一個文化奇蹟麽？
經驗告訴我們，堅定的文化自信，要處理好共同性和個別性的關係。就澳門文學而言，其個別性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由歷史原因形成的文化特點，如中西文化交融對文學書寫的影響；二是個性化寫作從生命與感性出發，憑借個體經驗去解構人性和人的存在的創造風格和形式。儘管澳門文學的這些“個性”還不算成熟，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從總體上看，從《叢書》來看，畢竟呈現出一種“求真、向善、尚美”的審美原因。惟其如此，箇中積極成分也就成為小城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而活躍的因子，值得肯定和鼓勵。這些年澳門基金會與作家出版社聯合出版的《澳門文學叢書》就是澳門寫作人堅定文化自信的一個鮮明標誌。
文化自信，說到底就是一種認同、一種情感、一種擔當。記得王蒙先生曾經這樣推介澳門文學：“在澳門，有一群為數不少的寫作人，他們不慕榮利，不怕寂寞，在沉重的工作和生活的雙重壓力下，心甘情願地擠出時間來，從事文學書寫。這種純業餘的生活方式，完全是出於一種興趣，一種熱愛，一種詩意追求的精神需要。惟其如此，他們的筆觸是自由的，體現着一種充分的主體性；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對於社會人生和自身命運的思考，也是懇切的，流淌着一種發自肺腑的真誠。澳門眾多的寫作人，就這樣從語言與生活的密切關聯裡，堅守着文學，堅持文學書寫，使文學的重要性在心靈深處保持不變，使澳門文學的亮麗風景得以形成，從而表現了澳門人的自尊和自愛，真是彌足珍貴。這情形呼應着一個令人振奮的現實：在物慾喧囂、拜金主義盛行的當下，在視聽信息量極大的網絡、多媒體面前，學問、智慧、理念、心胸、情操與文學的全部內涵，並沒有被取代，即便是在博彩業特別興旺發達的澳門小城。”王蒙先生多次蒞臨澳門，熱心傳授寫作經驗，指導文學創作，他對澳門文學的評議可謂知心貼己之語。
澳門文學在堅定的文化自信裡，保持了自我，而保持了自我，也就保持了“個人話語”的純潔性和自由度。如是，“自我”成為澳門文學言說的起結點：述錄自己的經歷，表達自己的體驗，展露自己的良心，抒發自己的性情。而在說給別人聽之前，先要說給自己聽，過了“自我”這一關。在文學已經相當普遍地被邊緣化的今天，澳門文學走向了自己的中心，守住了文學的本真，這是何其難能可貴的事。
李觀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