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拍：教育的罪惡

    生態攝影中，為人詬病，是一種擺拍行為：攝影師為了拍到美麗的畫面，從鳥巢裡捉出雛鳥，讓親鳥趨步餵食。又或是將蜻蜓捕捉到攝影棚，對牠噴水，製造出驟雨的場面。還有撐着葉子像撐傘的雨蛙……喀嚓一聲，一幀天倫絕美圖出現。但後來動物的死活如何，在攝影倫理中，這種行為飽受爭議。

    我以為這樣殘忍的行為只是針對動物，但未料我竟然在家樓下的托兒所，看到了一模一樣的畫面！春天到了，幼兒排排站。公共街樹上插了一束塑料花，保育員讓幼兒逐一與花合影。“下一位！”孩子們面無表情。

    這是教育前線容許的微小不道德行為。

    一次家長會，有家長提出希望可以在課堂間收到孩子們的相片。老師委婉回應自己會盡力。另一位爸爸提出，老師的責任是課堂，不是幫我們的小孩拍照，要求拍攝與上傳，讓老師花太多精力在這些瑣碎的雜務上，而沒有辦法好好跟學生交流，這些要求，豈不是本末倒置？

    那位爸爸的話語擲地有聲。

    再後來幾年，世界出現了光怪陸離的趨勢：許多地方開始討論前線文書過勞、情緒勞動超負荷的狀態。澳門不遑多讓，教學活動相片佐證是其一，以為是簡化文書，卻無故成為另類的負擔。

    我想起自己收過孩子一份份超過十頁IEP報告（而下面還有近十疊）：“這都是您做的嗎？”我問心理組負責融合教育的老師，“是的。”“呀，辛苦了！” 文書上的勞役，怎麼也無法命名這段過程中，我們曾經的合作與交往，那是遠遠多過那十頁的報告，想到都會流眼淚的小細節。

    若果為了證實有效的教學現場，進行無效的“擺拍”，以為用這種方式就能解答充滿疑惑的孩子、平息成長的激烈與疼痛。那也太簡化了。量化的數據，永遠是給那些從沒參與過、也無需負責孩子人生的“管理員”看的。

    川井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