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翔的青年寫作夢

    晚上八點半，飛機在大興機場起飛。發動機的轟鳴從遮陽板外傳來，我隨即向上拉開，但見艙外一片昏黑夾雜着紫藍，幽幽的橘黃燈光似乎為秋涼的夜晚送上少許溫暖。來不及多看一眼可愛的首都，就得說再見了。

    幾個小時前，我從第九次全國青年作家創作會議的會場匆匆打車離場。奔往機場的路上，天空是灰濛濛的。那邊廂，閉幕的演講和發言仍如火如荼，但為了趕最後一班機，為了明早回到需要照看的病人身邊，我不得不提前離開。惋惜、不捨、遺憾、羨慕，甚至嫉妒，都凝固成天空那灰色的情愫。

    飛機徐徐升到半空，艙內的燈光陡然熄滅，那是空姐默認我們將在睡夢中回到珠海。我卻打開隨身帶來的《人民文學》，用手機的電筒光照着，閱讀起來。雜誌是大會的贈品，曾靜靜躺在賓館裡，直到此刻才被我好奇地打量裡面的文字。一篇叫〈雲少年〉的散文突然抓住了我眼球，不僅題目新穎，作者姓名更令我一震：劉星元。這不就是開幕式、閉幕式上，坐在我右邊的那位有山東口音的漢子嗎？我想起了桌上的名牌，想起了自己不慎把茶杯碰倒後，他第一時間主動遞來紙巾，幫我把水拭乾。也許，陌生人之間的友愛最能閃爍人性的關懷，正如他在散文裡描繪與養蜂人一家的交往一樣；也許，職業特點讓我很容易就記住陌生人的名字吧。

    青年作家的大會，我倒沒感受到太多花季雨季的元素，應該說，青年作家畢竟是成熟作家，他們有青少年的朝氣，輕輕一跳，一手摸到了中年人穩重而老成的天花板。我不知道純文學是否可以成為一個年輕人唯一的謀生手段，但九〇後、〇〇後的暢所欲言讓我多慮的心暫時放了下來，儘管他們還不富裕，但至少在文學的呵護下有尊嚴地生活，兩眼只需盯着藝術和社會，似乎不需為飯碗而蠅營狗苟，比我這個即將徹底告別生理上青年階段的人有骨氣，有自信。

    從事文化類工作，是一種奢侈。在苛責挑剔的目光下從事服務性行業，是一種無奈。我原以為像我這樣的業餘作者只是與會者中的極個別。其實不然，這四百位代表中固然有自由職業者，但居然還有工人、警察、軍人，甚至外賣小哥。原來，在本職工作外還有這麼多人珍藏着對文學的熱愛和憧憬，對他們而言，文學不是飯碗，卻是靈魂的寄託。這邊放下筆，那邊就要扛上鋼槍、揮動鐵鍬，掄起鋤頭，或者，騎上被催促的外賣電單車。文學不是累贅，不是吟風弄月的佐料，不是粉飾太平的陪襯，而是命運的告白，是歷史的鏡子，是時代洪流，是人性的呼喚！

    誠然，原本人無貴賤之分，職業無高下之別，是生存空間的逼仄，加上職場氛圍和服務對象的異化，扭曲了人們的心，讓負面情緒綁架了無辜。青創會，大家來自五湖四海、各行各業，都用筆書寫關於人的本質和菁華。想想荒蕪的阿勒泰、貧瘠的西海固，想想青藏高原邊境的生死對峙，那裡不單有駱駝草衝破了戈壁嚴寒冒出綠芽，還有文學在如影隨形！我們還抱怨甚麼？

    在此次青創會開幕前，我特意到後圓恩寺胡同的茅盾故居參觀了一下。這是座精緻的四合院，其中一間廂房專闢為《子夜》介紹室。茅盾先生把一百年前上海外灘的西洋風格建築群稱為“巨獸”，我默默點頭。是的，文學之所以不會過時，就是因為它的批判力量永遠可以入木三分。

    我也流連於圓明園遺址，不再為遠瀛觀殘存石雕感到悲傷，卻為那一大片無邊無際的綠荷流下感動的淚。只有三百多歲的圓明園孤獨地裸露着地基和野草，比一千三百歲的大明宮、兩千兩百歲的阿房宮遺跡更算未老先衰！但圓明園那片重新迸發的綠色，卻能延續她的生命，比起只剩黃土的大明宮和阿房宮幸運多了。

    是啊！清新的勃發力量，就是永遠年輕的源泉。哪管自己兩鬢蒼蒼，哪管身份證上是青年還是老年，聽聽台上老而彌堅的王蒙、莫言先生那慷慨發言，誰還會為青春逝去而扼腕嘆息？

    飛機衝破凌晨的雷雨，在珠海金灣機場降落。朋友開車接我回市區。一路上，地面由於積水，汽車恍若在小河中快速淌過，水花飛濺。這是激揚的樂章嗎？是烘托這次青創會的尾聲嗎？

    我想起了劉星元，曾坐在我右邊的作家。他生於一九八七年。年齡原本是許多人的秘密，可這次會議的花名冊上，四百位與會者的出生年月記載得清一清二楚，我忽然明白了，年歲信息不僅是資本和資歷的象徵，也是前行動力的催化劑——比自己年輕的在秣馬厲兵，一副席捲前浪的架勢；比自己老的還在孜孜不倦，你還敢懈怠嗎？

    譚健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