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走鋼索的故事

    ——電影《恐怖分子》

    周郁芬說：“小說歸小說，你不必太認真，跟真實畢竟是有距離的。”

    楊德昌這個名字，對於亞洲影視圈而言，也許並不是那麼直觀的門面人物，或是能第一時間回憶起來的電影人，但就像生態圈中每個元素都是不可或缺的關鍵因子，無論是《一一》、《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都是一邊觀察着當代社會，一邊筆記着專屬於某個時代的樣貌和生於其中人們的想望與情感。

    淺見以為，楊導所作之《恐怖分子》一片，就是圍繞在“真實”這一個點為觀察視野。單以歷史背景觀之，當時社會尚處在動盪時代的尾聲和其所留下的餘波，多少人為了追求被人所定義的真實，反而在過程中迷失了自我，甚至是失去生命。繪聲繪影的“內應”、“匪徒”多半都是自己為了對付恐懼所生的幻想，就像稻草人之於烏鴉一般，對烏鴉而言稻草人是眼中所見、切實的威脅，是個不可不提防的恐懼本源。但對於以另一個視角和態度觀之者，亦即人類，它就僅是一個任人處置的無生命物體，不多亦不少，言之為威脅的想法，對於人類而言不禁莞爾一笑。

    於是，片中人物便是對抗那不存在的恐懼，汲汲營營於各自眼中的“真實”行動。真實之於李立中，是祈願能像順水推舟一樣無阻礙的生活，家庭也好、工作也罷，能怎麼順利地快活着，就該怎麼辦，萬一有個閃失，那倒是個煩惱的事情，怎麼解決那就再說吧，船到橋頭興許也能自然直。真實之於小強，是他渴望的愛情，但跟適合他的愛情，這兩者間並無關連，他要的是淑安，要他的那人卻是被他置之不理的前女友，倒也不是失而復得，更像是退無可退的備案而已。而對於真實和其中兩位女性角色的聯繫，那失落的空缺感又更為擴大了。

    真實之於作家周郁芬，是不和順的家庭嗎，是枯竭卻又頓得湧泉的靈感嗎？對於她和其所描述的處境我想打個問號，這也是最勾人趣味的橋段，因為從片中的時序切換和旁白口吻，幾乎可以認定有很多情節是由郁芬這個“不可靠的敘事者”口中所產之詞。我們作為觀眾在欣賞這部作品時，是根本上無法確知眼中所見之事是否發生過，又或者有部分是周郁芬作為作家在一邊闡述這段人生經歷、一邊埋首於寫作時，不小心所打翻的那杯“契科夫之槍”，被混入了現實中，而觀眾們反倒恍惚地概括接受了。立基於此，似乎能夠回首盼望整部電影，此時回憶究竟無事為真，抑或是無事為假？還是在那不顯眼的地帶，觀眾應該好好的篩選出真實與虛幻的界線。

    又真實之於混血兒淑安，也許是像酒精一樣麻痺自己的無拘無束，怎麼飛來就怎麼飛去，悄悄地打亂了他人的生活倒也無妨，只要能暫時掙得精神自由的一瞬就好，但又可能不是三言兩語能道盡的往事。曾有一幕是小強將淑安的臉放大、切割後，再拼湊而成的鏡頭，幾乎不同於本地人的面貌，經過這樣的處理後又更顯得醒目，於是透過敘事中所出現的碎片，故事徐徐且不張揚地拼湊了淑安的身世背景，那與眾不同的外貌，似乎述說的是一段淒涼的家庭故事。“美軍、離異、不在的父親”這些元素都並非電影的主幹，但卻是觀眾們會多作猜想的一個秘密支線。

    至此，我認為之所以會有導演帶着憤怒的心情在拍這電影的說法，不無可能是對於當時時代背景飄忽不定的“真實”感到徬徨，在我鍾愛的遊戲刺客教條中有這麼一句話“無事為真，諸行皆可”(Nothing is true, everything is permitted.)，就以周郁芬的老本行——小說創作來想好了。這話可以是主角作為激發內省的燃料，捨去了對己的限制，並成功達到人人稱羨的光環與目標。那反着來想，對於站在主角對立面的那群人，姑且喊他們作反派好了，那這話亦是成功解除了他們的人性限制。相對於主角的必勝旗幟，他們就是負擔着必敗的包袱，是主人翁要登頂的墊腳石，是普世故事中所在了解自身命中注定沒有其他的可能性後，那就倒也無所畏懼他人眼光的必要，甚或是正常道德拘束也就此失效。

    所以這是一部走鋼索的故事，天上是虛，腳下是實，人就擺盪在虛實之間，一個差錯都有可能誤入不復深淵，又誤以為是身處真理之中。這正是當時片中背景、甚而現代社會亦然適用的一個令人憎惡之可能性，每個人都是自己故事的主角，但在登上各自遠望的山峰前，是否有人停下來看看自己的言行，是否已經對於這故事主線外的人物造成了傷害，才是那時代，甚至時至今日最值得警惕的一問。畢竟失去了人類之間的情感聯繫，對我來說就像在荒野中佇立的稻草人別無二致。

    是啊，是站立着呢，但代價是周遭早已空無一物了，卻沒有能力再去改變甚麼，如果說能用變化本身去對抗平庸，那到了如此地步連平庸的機會卻也都沒有了。

    離  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