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芭比》時代下解讀《可憐的東西》

    《可憐的東西》注定是一部不平凡的作品。導演尤格藍西莫與愛瑪史東的再次搭檔，以及本片在奧斯卡和威尼斯電影節橫掃各大獎項已不必贅述。然而這部電影也注定是一部充滿爭議的作品，本片中有相當大密度的裸露與性愛橋段，但同時又在講述着女性自我意識覺醒的話題。這兩者的碰撞無疑加重了本片的爭議。

    在國內外的評論中，被詬病最多的自然是片中的性愛橋段是否有男性創作者剝削女演員之嫌。而主演兼製片人愛瑪史東本人出來回應，表示自己作為製片人，在整部電影的製作中有很大的話語權，不存在以上的情況。

    表現形式更成人化的《芭比》

    演員本人既然如此回應，這個話題繼續討論的價值就不大了。拋開爭議來看這部電影，那麼我想說的是，這是一部表現形式更為“成人”化的《芭比》，而其對人性剖析的切入角度，也註定了這部電影所想講述的故事是會相對“狹隘”，普適性較弱的。

    片名《可憐的東西》，乍看之下所說的是女主貝拉：生前喪失了對生活的希望，帶着尚在腹中的胎兒從橋上一躍而下。被古怪的醫生找到後，將胎兒的大腦移植到了貝拉的身體裡，因而外表二十多歲的貝拉只有孩童的智力，成為了醫生的“研究物件”，而後在醫生雇來律師的“勾引”下，踏上了一場自我尋找之旅。從表面來看，貝拉無疑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受害者，身體成為了律師用以宣洩的物品，被當作一個物件肆意擺弄。可是貝拉又是那麼的具有蔑視世俗規誡的勇氣：在一副成年女性的軀體裡，以孩童的稚嫩視角、從零開始去審視這個世界；而電影也不吝惜於在這點上潑灑筆墨。艾瑪將一個孩童伊始的無知胡鬧表演得淋漓盡致，也絲毫不掩飾人性中“本惡”的一面——嘻笑着冷酷地一巴掌拍死了助理手中的青蛙。

    三個男性對貝拉產生深遠影響

    貝拉從誕生伊始到探尋自我的旅途中，一共有三個與她產生深遠影響的男性，分別是深受自己父親虐待、面目醜惡的醫生；生性淫穢、肆意放浪的律師和暴虐成性、控制慾極強的前夫。這些人在與貝拉的相處中，看似在宣揚自己的意志，反而成為了“可憐的東西”。

    醫生受自己父親影響至深。在他還是孩童之時便被父親拿來做各種身體實驗，其殘酷程度甚至到了傷殘的地步，也給他的臉留下了可怖的傷疤，讓他難以公開上街露面，也永遠無法獲得正常的人際關係和愛情。所以他在憐憫地創造出貝拉的同時，也將她視作自己的延伸，不願意讓她出門與陌生人打交道。或許是長久以來的離群索居使得醫生早已麻木，但他仍出於看似有些扭曲的父愛，放手讓貝拉去探索這個世界。

    帶貝拉出遊的律師，自然是覬覦貝拉的美貌，貪戀她的肉體。以他花花公子的風格，本就是想“玩玩而已”，也絲毫不對貝拉掩飾自己這一想法。然而在出遊的過程中，貝拉與其他遊客的搭訕攀談卻讓他氣急敗壞，不惜與人大打出手。這一鮮明的對比，很難不讓人聯想到去年另一部現象級電影《芭比》中，“肯”這一角色的精彩塑造，這點在稍後會更進一步探討。

    以自己的方式完成復仇

    當貝拉得知自己的創造者——醫生時日無多的時候，她回到了那個曾經束縛着她的房子。深刻體會過這個世界的她，能以更加成熟的心態面對身邊的人。當她要和助手喜結連理的時候，前世的丈夫在惱羞成怒到瘋癲的律師帶領下找到了她，要求她即刻返回家中。貝拉本着對自己前世的懷疑和他走了。通過丈夫與她的交談和舉止我們得知，丈夫是一個控制慾甚至比律師還要誇張的混蛋。正是那令人窒息的家庭環境，逼懷胎的貝拉走向了絕路。而已經脫胎換骨的貝拉早已不會在乎丈夫的伎倆，最終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自己復仇。

    醫生、律師和丈夫這三個男人與貝拉的關係，無疑是對影片主旨的直白詮釋：醫生對貝拉那份本不必要的掌控慾，律師與丈夫對貝拉那可怖的控制慾，看似是在爭相宣誓對貝拉這個人的所有權，實則在完全不在乎世俗觀念的貝拉面前可笑至極。我們每個人生來都是一張白紙，但是在成長的過程中，自己的畫卷該如何潑灑卻往往由不得自己。一個人接受了既定的規則，便會對自己身邊的人繼續傳播，而當有一個不願意接受既定規則的人出現，那麼自然會引起他們的群起而攻之。律師和丈夫在發現貝拉不被自己的意志所掌控後的破防，像極了在終於意識到芭比並不應該與自己捆綁在一起的肯。肯在孩童般的哭泣宣洩後，在芭比的引導下尚能意識到只要做自己就很好；兩位“可憐的東西”在貝拉自我意識的反襯下，依舊沉溺於自己的“大男子”氣概，顯得格外可笑。

    電影最大的局限性

    而貝拉對自我意識的發掘，則有一段相當值得探討的描述方式：當律師得知貝拉去做妓女後，對貝拉的“任性無知”失去了耐心，直接拋棄了她。而後，貝拉選擇繼續在妓院賣身來養活自己，這一段的描述顯然是爭執最大的地方，其批評聲音基本可以總結為：“當女性覺醒了自我意識後，擁有了對自己身體的自主掌控權，卻選擇了以肉體取悅男人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目的”。而這一段的爭議從一種角度上來講，其展現的方式無疑具有無可辯駁的男性凝視，這亦是這部電影最大的局限性——其所想表達的內核是批判性的，而呈現的方式卻是無比落後的。單就這一點，全年齡段的《芭比》，讓一個能被更多人同情的，在育女與工作壓力下的普通母親，用再直白精煉不過的話語，大聲表達出女性面臨的困境，更進一步延伸出所有不願意遵循所謂世俗規則的人的困境，導演格蕾塔能在面向全年齡的故事中，講述着不比這部電影淺顯的道理，就顯得更為彌足珍貴了。

    不過從另一角度來說，導演對所謂“魚眼鏡頭”的使用，在這個故事的包裝下顯得更加耐人尋味了。我們以近乎於攝像頭或者貓眼的視角，幾乎是在窺探着電影中的人和事。這種所謂的“窺探慾”，又似乎是在直擊人內心深處的醜陋慾望，將裝腔做派的羞恥心拉出來，用刺激感官的鏡頭予以抨擊，告訴人們放下內心的包袱，不要折磨自己。

    兩部電影還有一個橋段頗為類似，正如芭比在探索真人世界的過程中遇到了“芭比”創始人露絲 · 漢德勒，貝拉也在被律師帶上船後遇到了一位經歷太多，早已“看破紅塵”的老女士。她非但不會指責貝拉反世俗的言行，反而以過來人的心態對她的觀點予以支持。這一跳脫的視角讓人更能去審視自我，眼前所經歷的一切，也許早已在歷史上反覆了多次，自己能做些什麼讓今時不同往日呢？這便是觀眾自己的解讀了。

    《可憐的東西》絕對不是一部面向所有觀眾的電影，但它在後《芭比》時代所帶來的爭議與反思，或許是更值得新時代創作者從中汲取經驗的地方。

    托  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