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的美學與兩性關係

    台灣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女作家成群崛起，帶來了不一樣的女性文學創作面貌。而其中作家蘇偉貞，更是以酷寂幽森的文筆，書寫一個情天慾海的世界，寫眾生的浮沉與因愛慾而生的苦難。從她的《陪他一段》到《紅顏已老》，都呈現了這種寫作軌跡。其後出版的《離開同方》是她過往數十年對眷村生活的沉澱與總結，也是讓蘇偉貞之所以是蘇偉貞的一大證明之作。

    《離開同方》與《有緣千里》一樣，以空間地域來命名。小說的故事發生在同方新村，開頭的句子，“九月的嘉南平原放眼處一片搖曳的稻穗和甘蔗花芒，早割的稻田上有人在燒稻草，濃煙被東南風吹越高速公路到另一邊田裡。車子向南駛去。裝着我媽骨灰的天青色罈子安穩坐在前座，罈口略高過前車窗台……她說過將來死了要回同方新村，她臨終最後一句話倒不是這話，她知道她說一次就夠了。”

    故事從“我們”一家搬到同方新村開始，又以離開同方作為結束。鋪演出的是這個眷村中種種怪誕與青年男女之間的愛慾情仇，方姐姐和小余叔叔的在“甘蔗田裡的殉情”，方姐姐消失後家裡發瘋似地盛開的玉蘭花，鬼魂般游離的全如意，小佟叔叔和席阿姨之間的癡戀與死別。同方新村只是一個普通的小村，發生的事情並不普通。這些光怪陸離的劇情，與其說是表達人生哲理，更多的只是一種刺入心靈深處的那一點隱痛。

    蘇偉貞在別人眼裡，是一個極其天真不世故的女孩，這種天真讓她面對人世時必要地敏感地感受到刺痛，那種無從表達的、隱微纖細的、來自生命深層的東西。而蘇偉貞寫作想傳達的，也就是這一點東西。她對於兩性關係理解的空白，也導致她筆下的愛情故事，都是那樣純粹的。女性是無私奉獻、勇敢出擊的，而男性相對而言都是退縮的，如《離開同方》的小佟先生、小余叔叔。這在她早年的《陪他一段》中，就已經呈現。而在這本小說裡，男女關係莫不是對置過的。

    在小佟先生生命垂危時，席阿姨日夜陪伴在他身邊，對於段叔叔的阻攔，她只說，“我這輩子總有幾天活得像個人，活得有些血氣，就算他死了，我哭也哭得痛快”，可見這是女性追求愛情的自我意志的表達，是蘇偉貞真實生命的透射，是八十年代崛起的女作家共有的性別覺醒。而相對之下，男性在文本中，僅是作為空洞的符號，是配合女性展演的一個玩偶。這種獨立女性與衰弱的男性的對照，或多或少在八十年代的女性文學中都有所表現。

    小說探討的命題，也就是歸來與離去，這種敘事原型在當代小說中也多少存在。在眷村這樣封閉的地域結構裡，從歸來到離去，又再次歸來，時間也形成了一個循環，也是一種中國敘事的美學。

    這本小說可以從多種方式解讀，無論是兩性關係，還是空間地域，或是敘事的美學。蘇偉貞的小說並不好讀，敘事曖昧，線索蔓延，但是這也構成了她小說的可解讀性的豐富。一部作品越是有多種可解讀的層面，越是精彩。

    以    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