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宗騫評傳》序言
一八四二年，對於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中國而言，是極其平常卻又極其不尋常的一年。
說其平常，是因為在奔流不息的歷史長河中，已然經歷了無數次歲月更替的重複。自華夏第一人文始祖有巢氏教民“構木為巢室，襲葉為衣裳”、開創巢居文明以來，至今不啻六千五百年。縱然從炎黃融合、中華文明發源算起，也有近五千年的漫長歲月。斗轉星移，寒來暑往，年復一年，習以為常。拔節的春苗一樣青翠，料峭的春寒依舊凜冽；雲湧的朔風仍然刺骨，雪壓的紅梅照樣報春……周而復始，無限循環，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
說其不尋常，是因為在那一年發生了對中華民族產生重大影響的特殊事件。一八四○年六月爆發的鴉片戰爭，持續兩年後終於進入尾聲。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停泊於南京下關江面的英國軍艦皋華麗號上，清廷與英方代表簽署《南京條約》，以割地、賠款、開放五口通商、協議關稅和廢除公行制度等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件，換取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結束。然而，鴉片戰爭的深遠影響卻剛剛開始：中國近代史從此揭開序幕，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的又將踏上更加艱難的征程。
一八四二年的非同尋常還體現在時勢造就了一代民族英雄。力主禁煙抗英、共同完成虎門銷煙壯舉的林則徐、鄧廷楨，分別堅守虎門和吳淞口要寨、終與炮台共存亡的關天培、陳化成，即為其中的傑出代表。一八四二年結束的這場戰爭，在歷史的忠烈榜上記下了一個又一個英雄的名字，不僅大力弘揚了精忠報國的凜然正氣，而且深刻影響了一代接一代中華兒女，鼓舞着他們前仆後繼，勇往直前。
半個世紀之後甲午戰爭爆發時成為抗倭中流砥柱的清軍將士中，不少人正是在一八四二年前後出生，耳濡目染林則徐關天培等的英雄事蹟，在愛國主義精神薰陶下成長起來的。作為鴉片戰爭時期民族英雄的後繼者，他們同樣譜寫了可歌可泣的歷史篇章。戴宗騫即為其中之一。
戴宗騫，字孝侯，一八四二年生於安徽壽州南鄉枸杞園（今壽縣正陽關鎮枸杞鄉前圩村）。戴宗騫是我國清末屯兵強國、實業興國和抗日救國的民族英雄，甲午戰爭後期在劉公島為國捐軀。一百多年來，後人對戴宗騫作出了充分肯定與高度評價。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天津歷史博物館、甲午戰爭紀念館、李鴻章故居、《清代官員履歷檔案》、《清史稿》、中國近代史資料叢書《甲午戰爭》等機構和歷史資料收藏的文獻、奏摺、當事人的遺稿及後人的著作、信函等即為例證。
近年發掘的史料表明，戴宗騫並非只是一位武將類型的抗日英雄。他畢生為國為民，先後在壽縣、天津、棗莊、吉林、威海等地，大力主張並積極踐行創辦實業、興修水利、屯墾練兵、鞏固海防等大事，為國家和民族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與此同時，戴宗騫文韜武略兼備，著有《海上屯田志》，後人輯有《戴孝侯詩集》。這些遺著與上司、友人的紀念文字印證了戴宗騫思想理念的博大精深。
甲午戰爭爆發時，戴宗騫任威海衛陸軍路總統領，並親率綏軍四營守衛威海衛北岸炮台。一八九五年一月，日軍進攻威海衛，南岸炮台因分統制劉超佩私逃遭陷。宗騫旋奮力守衛，率軍組織反擊。後日軍糾集大批兵力進攻，因兵單勢弱，北幫炮台岌岌可危。有人勸其前往劉公島，戴宗騫憤然回答：“守台，吾職也。兵敗地失，走將焉往？吾惟有一死以報朝廷耳，他何言哉！”後被丁汝昌移至劉公島，次日即從容引決。
戴宗騫殉國後，李鴻章在呈光緒皇帝的奏摺中寫道：“該道以書生治兵垂二十年，歷在邊海屯戍，力任艱苦，未嘗言勞；持身廉正，任事忠實，為一時所推重。迭經臣與吳大瀓先後以人才、將才保薦，仰蒙特旨，以道員記名，遇缺簡放；行能勤績，久在聖明洞鑒之中。茲以孤軍猝當強寇，捨生取義，臨難不撓，足以愧勵頑懦。”
這樣一位為國捐軀的英雄人物，縱然其最後表現不如駕駛受傷的“致遠”艦全速衝撞日寇主力艦“吉野號”，最終艦毀人亡的鄧世昌那樣壯烈，但他們同仇敵愾、以身許國的大無畏精神則是一脈相承的。戴宗騫殉難後，光緒帝接受李鴻章、李秉衡等人奏請，諡宗騫太常寺卿，並為其在濟南建戴公祠。咸豐時狀元、光緒帝師孫公家鼐撰挽聯悼念壽州同鄉戴宗騫：“才略足匡時，建策萬言當百戰；風規堪厲俗，臨危一節重千秋。”都說蓋棺論定，這些情況足以告慰戴宗騫的在天之靈了吧？
然而，翻閱五花八門涉及甲午戰爭的資料和文獻，我們發現竟有人對戴宗騫大潑髒水，斥之以“剋扣軍餉”、“治軍無能”、“戰術錯誤”、“守將不和”等不實之詞，使為國捐軀的英雄為之蒙冤而淪為備受質疑的悲劇人物。
起初只是對戴宗騫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深感痛惜和憤慨，經過認真思考，終於獲得了較為深刻的認識。遭受誣陷的悲劇絕非僅僅發生在戴宗騫一人身上，遠有南宋時力主抗金的民族英雄岳飛入獄遇害，近有鴉片戰爭時銷煙抗英的功臣林則徐、鄧廷楨被革職流放，就連甲午戰爭期間與戴宗騫並肩戰鬥的丁汝昌，也難逃撤職問罪的命運。由此看來，因政治腐敗、戰略錯誤、軍力孱弱、用人失當而在兩國交戰中失敗的一方，總要尋求藉口、找到替罪羊以掩飾和減輕自己的罪責。一些不負責任的文人，或偏聽偏信，或胡想當然，或別有用心，無意或有意地迎合偏見，傳播了誣陷英雄的不實之詞。這絕非個人的悲劇，而是時代的悲劇、歷史的悲劇、國家和民族的悲劇。
作為先賢的後繼者，特別是先烈的直系後人，我們的責任是尊重事實、尊重歷史，溯本清源，以正視聽。從二〇一〇年開始，戴公宗騫的一眾後人，以戴公第五代玄外孫女李文馨為代表，徹查文獻，細究史料，苦心探索十二載，終於完成三十六萬字的專著《戴宗騫評傳》，期望能對還原歷史之真實面貌有所裨益。
民族英雄林則徐在即將充軍伊犁與家人訣別時，寫下了驚天地、泣鬼神的詩句：“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是包括戴宗騫在內的歷代志士仁人的共同心聲，相信《戴宗騫評傳》的讀者會有所感悟的。
李嘉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