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他者”形象存在的她們

    ——談電影《我不賣身》與《單身男女》

    在父權社會，女性總是難以逃脫凝視的目光，男性話語表達在影視作品中亦隨處可見。如西蒙 · 德 · 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所認為的：男性在政治、歷史、文化及經濟體系中始終佔據主導與決定地位。相較而言，女性則屬於處在被主導與被決定地位的客體，父權體制中女性的價值是由男性的需求所構建出來的。以下內容，筆者將從父權制的觀點出發，以《我不賣身，我賣子宮》(2008)與《單身男女》(2011)兩部電影為例，淺談香港電影中作為“他者”形象存在的女性。

    妓女形象的父權制意涵

    早在回歸前，香港導演對於在港賣淫的“北姑”形象已是十分熟稔，譬如上世紀九十年代余力為執導的《天上人間》(1999)，裡面的阿英（王檸飾演）便是一位來港以性討生活的女子。這樣的妓女敘事亦出現在回歸後的電影裡。在《我不賣身，我賣子宮》中，邱禮濤導演便塑造了香港站街妓女黎鐘鐘（劉美君飾演），與其他香港、內地站街妓女甲乙丙丁等的形象。

    電影的第一幕，鏡頭便瞄準了黎鐘鐘與嫖客性交的場景，隨後又巧妙地轉向她圈養的雞群。這是導演俏皮的暗示——黎鐘鐘是“雞”。“雞”的解釋除了是家禽外，在廣東話裡也屬於市井術語，為妓女的貶稱，即父權文化中語言的歧視現象。片中的記者阿志，亦曾隨口說出“你這麼暴躁，叫隻雞下下火啦”，可見在社會中，人們將女性貶稱為“雞”的現象是普遍的，女性好比一件具有功能性的物品。用“雞”來指代妓女，不僅是將女性視作了父權制的“他者”，亦是通過將女性價值貶低的方式，達到規訓之目的。正如米歇爾 · 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認為的，人類的身體並不僅僅是生物的身體，而是受到歷史文化話語制約的身體，身體背後體現了社會的權力關係和等級秩序。

    不僅如此，厭女情結亦在《我不賣身，我賣子宮》中有所體現。片中的香港本地站街女曾對“北姑”作出“人家是北姑蒸臘腸”、“在大陸賣才二十多塊，到了香港賣兩百多，能不拼命嗎”、“真賤”等評價。當然了，這其中的“北姑蒸臘腸”並非是菜名，而是隱晦地指向內地女人與男性群體的性交易。

    “北菇雞”原指北菇滑雞飯，後衍生成指代內地妓女的“北菇雞”或“北姑雞”。台詞裡的“臘腸”，不言而喻，便是男性性器官的比喻。或許有人會疑惑，為何大家都是靠賣淫搵食，本地站街女卻要對“北姑”群體心懷惡意呢？原因不難理解，只因她們必須在父權制社會履行“弱肉強食”的守則。面對客源被“北姑”搶走的情況，本地妓女感到被威脅，從而對內地妓女群體產生敵意，萌發出厭女情結——即便身為女子，亦會對同性產生厭惡、偏見和敵意。

    談及妓女，就不得不引出台灣學者林芳玫的評論：性工作者們作為家庭及（父權）社會的弱勢，往往會在經濟考量下被迫下海。性工作者以女性居多，而嫖客、人口販賣者卻大多是男性；男性“一手工作，一手玩女人”的惡質應酬文化，擴大了性產業的市場需求，強化女性從娼的可能，這正是父權社會對女性的剝削。在《我不賣身，我賣子宮》中，本地站街妓女既囿於父權制的統治，又遭受着社會與經濟層面的剝削，因此，她們只能將父權制帶來的壓迫轉嫁給“北姑”群體。

    另外，《我不賣身，我賣子宮》亦隱含了父權制中的性別權力關係，男性天然地處在支配者的地位。影片中的強哥曾感慨道：“在大陸選女人，好像選妃嬪一樣。我選來選去，選了一個好女人。我說了我沒錢，她還肯跟我。我未來的太太，蠻清純的。”

    強哥是社會中典型的失敗者。他人到中年卻沒有一份體面的工作，日子只能湊活着過。唯一讓他有成就感的，只有到內地召妓，“騙”得清純的女人當太太。強哥挑選妓女作為妻子的這一選擇，既能讓他可以肆意釋放自己的性慾，亦能夠享有支配他人的權力快感。另一方面，“清純”也滿足了強哥（男性）對於貞潔的想像——“出得廳堂，進得廚房”的賢妻良母形象。

    被物化的“都市麗人”

    在電影《單身男女》(2011)中，導演杜琪峰塑造了蘇州女孩程子欣（高圓圓飾演）的形象，令過去有“北姑”之稱的內地女性搖身變為幹練的都市麗人。程子欣穿着時髦的衣服，穿梭於摩天大廈與高級餐廳間，身邊還有兩個“高富帥”：跨國公司總經理張申然（古天樂飾演）與著名建築師方啟宏（吳彥祖飾演）。但值得玩味的是，在《單身男女》甜蜜的愛情外衣背後，女主程子欣其實仍是被父權制凝視的“他者”。

    影片中，杜琪峰導演為程子欣安排了兩條愛情線。其中張申然求愛的方式，可以說是典型父權制敘述下的表達——“嬌妻與霸道總裁”式的愛情。譬如，影片的敘述顯示出二者權力的不匹配：盡顯“總裁”氣息的張申然，時常以命令的口吻與程子欣交流。在導演的男性視角敘述裡，程子欣並沒有抗拒與自己層級不平等的張申然，甚至還被張申然付出的物質所打動了，似乎有房、有車、有鑽戒就能輕而易舉獲取女人歡心。

    這種將女性塑造成“傻白甜”的敘述，呼應了某次張申然揶揄程子欣要是不想當他下屬，可以回家當“少奶奶”的情節。“少奶奶”指的是舊時富貴人家的年輕兒媳，即少爺的妻子。當“少奶奶”的女性不需要幹活，依附丈夫便可以作甩手掌櫃——在父權制社會中，女性被視作男性的附屬品，受着男性的統治，其存在價值只是襯托男性的中心地位。

    勞拉 · 穆爾維(Laura Mulvey)曾言：“男人可以通過語言命令把自己的幻想和迷戀強加給沉默的女性形象，以此保持他的幻想和迷戀，而女人卻被束縛在她的位置上。女人是意義的承載者，而不是創造者。”或許可以說，程子欣這一形象亦承載了導演的男性幻想。

    另一幕，導演亦鋪排了“英雄救美”式的劇情。張申然為了幫助忘記帶鑰匙的程子欣，不畏艱辛地爬到她家，而程子欣只能在地面擔心地觀望。在他進入到程子欣家後，二人間的對話亦值得推敲，譬如張申然對着一堆女式內衣褲說出“看不出你的胸圍有C喔” 、“你的內褲很老套，但是挺可愛的”等話。根據拉康的看法，張申然對程子欣內衣褲的打趣便是一種男性凝視，即“凝視是一種統治力量和控制力量”。顯而易見，導演鏡頭下的程子欣變得羞澀起來，更符合了“大男人”眼裡，能夠激發起男性征服慾的“小女人”形象。

    在這部愛情電影的結尾，程子欣選擇了專一的方啟宏，在蘇州的高級酒店接受了對方的求婚。這麼看來，她似乎是在自己的衡量下做出了選擇，如“大女主”一般隨意挑選自己的追求者。但撥開父權制的男性幻想，這種愛情結局的實質，仍是男性敘事中物化女性的表現，張申然與方啟宏的求愛方式不外乎是物質的比拼——前者送樓買車，後者則是建了一棟摩天大樓。程子欣在這場愛情遊戲裡，並不具有明顯的自我意識，反倒是兩名男子爭奪的“禮品”。由此可見，不論是身處社會邊緣的妓女，還是都市裡的新女性程子欣，都不免遭受父權制的規訓與物化，被迫淪為承載慾望

    的“他者”。

    司徒子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