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台灣看兩岸交流與全球教育

    美國G. W. Allport著名的“族群接觸假設”學說中認為，透過不同族群之間的接觸與交流，可以減少彼此原有的偏見與誤解、增進相互間的了解及接納程度，進而可以發展長久的友誼關係。另外，前駐蘇聯美國外交官Y. Richmond總結長達三十八年美、蘇冷戰時期雙方對峙中的外交關係，發現處於類似冷戰等衝突國家及地區間，長期且持續的文化、教育及學術等方面的交流合作，雖然表面上看似耗時費力，但卻能產生深遠的影響力。例如，經由改變美蘇領導階層與人民的想法，成為結束雙方冷戰敵對關係的關鍵因素之一。另一方面，前哈佛大學J. S. Nye教授則進一步提出，在各國武力科技等硬實力競賽中，其實任何國家都還有更重要的軟實力需要發展，除了宣揚該國的政治價值觀，加強國際外交策略外，還有本身的文化資產，更是吸引他國前來的最重要因素。

    因此，許多研究都曾經證實，在一些衝突與矛盾地區，如果有機會推動雙方民眾的接觸互訪，增加彼此間的溝通與交流次數及品質，就能夠促進交流人民間比較開放、友好的態度，發生衝突的偏見、歧視與敵意等負面情緒的機會就可降低。例如，以過去十多年來海峽兩岸的居民交流，都已對雙方在兩岸社會等認知與情感上，產生了重大改變及影響，包括大陸來台人士對於台灣在公共秩序及熱情有禮、開放平等、文化傳統、民主法治等方面，大都留下良好印象與評價。其中更以近二十多年以來，兩岸大學生的互訪、學習與交流效果最為明顯。在過程中，大陸學生多數對來台學習的經歷持積極正面的看法；在台停留期間越長，對台灣認識越加深入。反之，前往大陸的台灣學生，則透過交流與求學等機會，真正接觸到大陸社會在各方面發展的巨大變化，與可能產生的挑戰。

    因此，鼓勵兩岸青年學子前往對岸就學與交換合作，不僅可促進兩岸年輕世代彼此的了解和良性互動，更可發揮雙方高教特色互補的效果，達成提升雙方教育品質與充實台灣高教生源的雙贏機會。

    據統計，從二○一一年台灣高校開始招收大陸學生前來修習大學與研究所高級學位，到二○二一年止，大約有四萬五千多人次，如果加上短期來台交流的研修生，這十年來台大陸學生超過廿五萬人次。相對的，台灣學生前往對岸更是不計其數。這些學生已為兩岸搭起重要的文教交流橋樑，也是後新冠疫情時代，兩岸當局必須重新開啟大學生交流與相互學習的政策與管道。

    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國際化政策推動下，台灣當前積極推動各種以英、美語言為主的授課，無視於大學各專業領域的差異性及不同需求，校園中出現各類英、美語授課如雨後春筍的情形，造成大學生專業能力受到語言限制而產生學習的弱化趨勢，而且英、美等外語能力也不見得因此而提升。這些後遺症，其實殷鑑不遠。最近，台灣當局推出的“雙語”政策，其實是在重蹈二十年前教改缺乏事先的政策辯論、評估以及試辦等覆轍，包括當年的鄉土語言及母語政策，都是倉促推動下，出現新舊政策缺少銜接與改進的依據。

    此外，近年來台灣當局也不斷公佈海外學生畢業後，留在台灣工作所需的相關累計積分，與改善聘僱門檻等規定。在目前台灣面臨少子女化趨勢下，大學與研究機構聘人日趨保守，加上新冠疫情的影響，各大企業或私人單位聘請高學歷者機會更少，難與鄰近地區競爭。以致這群由台灣提供各項獎助學金，由各頂尖大學所培養的外籍人才，難以在台找到合適工作，導致人才外流，無法為台灣留住這些海外人才。尤其，當前大學教師普遍面臨六十五歲屆齡退休潮，高等教育人才斷層情況越來越明顯。為解決上述問題，台灣各學術研究機構、各大學與若干高科技等產業，應該擴大高級人才的聘用，讓更多在台接受頂大等博碩士學位訓練、知台、愛台的優秀外籍人士，可以被納入留住人才等行列，尤其是許多新興產業所需的創新人才。

    周祝瑛（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