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店的未來
“是愚人節玩笑嗎?”“天呀,愚人節都過了幾天,怎麼這時候才來惡作劇?”“很難接受這真的是事實……”“以後我要到哪裏買英文書呢?”
記得今年四月初,亞馬遜旗下網絡書店Book Depository在其網站上宣佈將於四月底陸續停止營運,我的社交平台隨即被以上內容“洗版”。但除卻這種錯愕和傷心,Book Depository結業或許能放到一個更大的歷史脈絡中討論,那就是:未來的我們,是否還需要書店?
由“辰衝”到Book Depository
單由Book Depository結業就將討論提升至書店存亡或許有點嚇人,要釐述這問題的誕生背景,容我把諸位的視野從Book Depository抽離,放到另一家香港書店之上,那就是,二○二○年結業的辰衝書店。
據資料顯示,辰衝圖書有限公司(Swindon Book Co.)創辦於一九一八年,起初於彌敦道售賣英文報章雜誌;四十年代起,創辦人看準大量英國人受聘於政府及企業來港工作的商機,書店開始引入英文書籍;歷經多次變遷,辰衝在九十年代初始終穩坐英文書店巿場的龍頭寶座:除了擁有五間書店外,亦是多所大中小學購買教科書的指定書商。然而,隨着二○二○年七月,辰衝宣佈關閉其於尖沙咀樂道的實體總店,轉作網上營運後,過往的輝煌統統成了紙上的歷史。記得辰衝結業之時,有評論人嘗試剖析其“死因”,直指Book Depository的崛起是其中一根壓垮辰衝的稻草——作為對準全球客戶的網上平台,Book Depository既能提供暢銷書籍,也不難找到冷門書,同時,其提供的折扣不時比實體書店更吸引,加上免費運、速遞速度理想等,確實為英文書店帶來衝擊。
正所謂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今天,Book Depository也因“不明朗經濟環境”而成為歷史,不但清晰地展示了書店的艱苦經營是全球的普遍現象,更在叩問:是否實體書店和網上書店終有一天都會消失?
掌握書店生殺的三大要素
一、疫情衝擊和後遺症
疫情的關鍵影響,毋庸置疑。這裏說的不只是伴隨疫情而起的全球經濟衰退令民眾的消費力下降,更在於它所帶來的長遠傷害。雖然香港、台灣都有研究顯示,疫情期間,兩地民眾面對被打亂的生活節奏以及無法透過出遊而消耗的閒暇時,都紛紛投向閱讀的懷抱,致使閱讀時間、圖書館借書量都有明顯上升,但同時,美國的“全國教育進步評估”數據顯示,受疫情影響,美國學童的閱讀和數學能力下降,要消弭相關影響至少需三至五年。
誠然,疫情所逼出的“宅”時光令部分人重拾書本,為書店、圖書館、出版業帶來了一個“小陽春”。只是,這群短暫回歸的讀書人當中,不少人終究會回到絢麗多姿的外遊、飯局和消遣娛樂中,將借了的書本送回圖書館、買了的書本束之高閣,來去匆匆,有如一現的曇花。此外,還得考慮到閱讀能力下降的後遺症,也就是幼童過早接觸數碼讀本的影響。疫情三年,網絡工具成了唯一能交流、互動的場域,網上教學不但令幼童對人與環境的敏感度下降;台中市小大繪本館前任館長譚淑娟更指出,與實體閱讀相比,網上閱讀少了人與人之間交流的溫度,令孩子更難培養出對閱讀的興趣。
當現時所見的增幅終究會打回原形,卻沒有持續補充的“生力軍”,此消彼長之下,閱讀人口的增長情況,難言樂觀。
二、資訊的新面貌
不少人或會認為,疫情已過,它對幼童閱讀能力造成的影響也能在適當的措施和補救下得以慢慢修復——此話不假,但卻忘記了另一個更大的衝擊:資訊的進化。
網絡平台的興起對資訊傳播造成翻天覆地的變化。以往,傳播權力只掌握在一小撮人當中,它們(電視機、報紙、電台等)負責資訊的生產,同時也包辦了資訊的傳播,能以“一對多”的方式向公眾傳遞指定資訊。但互聯網的發達、社交媒體的崛起鬆動了以上限制;不同自媒體的出現示範了我們不再只是被動的資訊接收者,更可以成為生產者,亦即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口中的產消合一者(Prosumer),以“多對多”的形式參與資訊生產和傳播(雖然有論者指出,現時盛行的社交平台大多被Meta、Google等巨頭壟斷,但當下的我們確實被賦權,亦享受比前人更大的自由)。這種高度交錯的資訊網絡令“注意力”成為各大品牌爭相奪取的獵物,在此背景下,越來越多搶眼球、嘩眾取寵的內容應運而生,資訊因而變得如碎片一樣支離破碎,我們亦變得傾向短小且視覺元素豐富的內容,長文章成了“趕客”的代名詞。
以上所說的還尚且只是Web 2.0時代的資訊狀態,Web 3.0所能帶來的衝擊,勢必更強勁。就以近來被熱烈討論的 ChatGPT為例,這款人工智能聊天機械人能以對話形式向使用者提供資訊,而且,隨着它持續開發新版本,所包含的材料之廣度和深度必定會相應增加。不難預計,當類似的工具成為大趨勢,大家獲取資訊的門檻必定會變得越來越低;而當動動指頭就能獲得要翻破不知多少本書、走遍不知多少間書店、圖書館才可得到的資訊,“書中自有黃金屋”這話,或許也要改為“AI自有黃金屋”了。
三、少子化
與疫情後遺症和科技的衝擊相比,持續下降的出生率恐怕是決定書店生死的一個長遠因素。
不論是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口中的“意大利正在消失”、“日本有一天將不再存在”,聯合國公佈的數據指香港“少子化”問題“冠絕全球”,抑或賀一誠特首面對澳門出生率日漸降低的一句“政府能做的都做了”,都在反映出全球出生率下降的事實。而當出生人口逐步減少,入學率會相應降低,對教科書的需求亦隨之減少,客觀效果就是令教科書出版社首先步入困局,及後,書店亦會被捲進漩渦當中。經營七十二年、位於日本東北福島縣郡山市的高島書店的情況或許能作為例子。據《遠見雜誌》一篇文章表示,該店老闆高島先生解釋:“其實這家店,只佔了整個公司的營業額的百分之十左右。支撐着我們營運的主要營收,百分之九十來自於替學校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提供的服務。”唇亡齒寒。教科書出版商、學校、書店之間的聯繫,原來比我們想像中來得要深。
以上三個因素看似互不相干,但其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疫情後的經濟環境進一步打擊了年輕人的生育意願、少子化時代的幼童更被寵愛,隨手可得的物質享受,令其更難對閱讀產生興趣……縱使如此,我卻依然相信人類社會的未來要有書店,也應該有書店;不單是因為我們需要閱讀、需要書本,也是因為我們需要一個文化空間來孕育更多的想法。只是,未來的書店,未必與我們今天所見的是同一個模樣。具體為何?下次再談談“未來的書店”。
高嵐(文化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