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文學根植於多元文化環境

    我們知道，文學是一種以語言文字為媒介的藝術表現，從小說、散文、詩歌、劇本，到文學技巧、手段和批評，各種各樣的文學創作所反映的是個人的體驗與想像以及它們與群體和主客觀社會現象之間的錯綜複雜關係，是文化的重要載體。通過文學創作，創作者的情緒和感觸得以抒發和釋放，而通過讀者的欣賞，進而觸動他們的情感，實現創作者與讀者主觀情感的對話，也使文學的發展，進一步與人類文明的發展和進步緊密地聯繫起來。

    澳門由於她的歷史和地緣關係，成為近代史上中西文化最早交匯的地方。自明中葉以來，中外文人墨客相繼來到澳門或附近地區遊歷旅居，所見所聞，無不觸動文人墨客的情感和靈感，在諸多文學佳作中留下這些感懷的蹤跡。例如湯顯祖所作的《香嶴逢賈胡》，便反映出他首次遇見西方商人的驚喜，在《牡丹亭》中以佛學的宗教標記代指澳門天主教傳教事業的蓬勃景象，如今已成為澳門城市發展初期社會面貌的生動寫照。另一方面，葡萄牙詩人卡蒙斯遊歷東方所作的《盧濟塔尼亞人之歌》的部分情節，通過紀念建築的描繪而早已深入澳門民間，也成為澳門城市文化標記之一。

    及至清代，吳歷創作《澳門雜詠》三十首，其中“一曲樓臺五里沙，鄉音幾處客為家。海鳩獨拙催農事，拋卻濠田隔浪斜”，生動地反映出當時澳門商埠的地位以及在經濟上對海外貿易的倚重。後期在澳門長期生活的葡國詩人庇山耶所創作的《滴漏》，更在葡萄牙文學史上被視為象徵主義詩歌的典範，對二十世紀葡萄牙的現代主義詩歌創作產生了巨大影響。

    進入二十世紀，澳門文學邁進百花齊放的繁榮年代。中文、葡文以至“土生葡語”文學都取得長足的發展。以創作舊體詩詞為主的“雪社”，與民國幾乎同齡，雖然只是一個由五六個人組成的雅集，沒有嚴密的組織，也稱不上是什麼“社會團體”，但它作為澳門文學史上第一個以本地居民為骨幹的文學團體群落，對澳門詩歌發展的貢獻顯然是突出的，影響也非常深遠。一九三○年代，澳門出生的詩人華鈴（馮錦釗）在上海發表了大量的新詩和譯作，在抗戰時期名噪詩壇。一九六○年代“紅豆文社”的成立，既標誌着進步文學與澳門文學合流，也為文學創作題材本土化、更多地反映澳門基層社會現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平台，奠定了日後澳門現代文學蓬勃發展的根基。葡裔社群在同一時期也湧現出一批既反映族群生活、又反映對種族文化和平共處的期盼，例如江道蓮、飛歷奇、飛雅德、高美士等。

    澳門在一九七六年開始進入社會制度本地化的歷史新階段，並隨着中葡兩國順利解決澳門前途問題而使其進程深化。不少澳門的居住人口從逗留的觀念逐漸演變成定居，各項社會設備的建設和落成，使澳門的不同群體有了共同相處的空間和溝通的機會，造就了澳門本地造型藝術、文學創作、歷史研究和出版方面自一九八○年代開始蓬勃發展。在這段時期成立的“澳門筆會”，目前是聯繫團結澳門文學創作者的重要平台，在構建澳門本地身份認同的過程中，發揮總結經驗、鞏固記憶、提煉精粹、充實內涵的作用。澳門基金會在一九九○年代初與澳門筆會合作，設立“澳門文學獎”，和《澳門日報》合辦“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十多年前與文化局合作出版《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以及由其他文學團體舉辦的“澳門文學節”、文化部門開設的“澳門文學館”等，更為儲備澳門文學創作人才提供平台，為進一步發展和繁榮澳門文學事業創造條件。

    隨着澳門回歸祖國的大家庭，在主權治權合一符合澳門社會結構和時空框架的條件下，本地文化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並存的特性既是社會現實，也成為澳門社會的普遍共識，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更成為當前澳門社會的奮鬥目標之一。具體而言，隨着粵港澳大灣區進入實質建設階段，隨着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成立，大灣區文化共同體的構建也將進入實務階段。可以預期，澳門文學藝術界將比以往更積極地講好澳門故事、投身發展大灣區文學、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共同體。

    從澳門文學發展歷程可見，儘管澳門文學根植於多元文化環境，但更為重要的是，澳門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是休戚與共、息息相關的。過去，我們把澳門文學視作海外華文文學的一部分，通過這個角度探討歷史上澳門的文學現象，本身有一定的現實需要，也具備一定的科學性。然而，隨着澳門和內地兄弟省市在發展歷程中產生越來越多的共同經歷，澳門文學已奠定了與過往不同的社會基礎，其發展方向也被賦予一層嶄新的社會意義。澳門文學回歸祖國文學大家庭，作為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已經具備充足的條件和說服力。對澳門文學的研究，也應該按照其歷史語境和社會現實，更多地從中國文學的視角加以剖析，既可鞏固澳門主流社會在回歸後對澳門歷史和社會論述的話語權，也使“和而不同，群己合一”以及愛國愛澳的價值觀作為澳門社會的磐石進一步得到鞏固，強化澳門社會的政治共識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廈門大學成立台港澳作家研究中心，將有助於促進台灣、香港和澳門地區的作家和文學作品的研究，對加強兩岸四地的文化交流也將有莫大的助益。台、港、澳文學的發展壯大，必將促進中國文學的繁榮，而中國文學也可以利用台、港、澳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更好地推動國際傳播，擴大國際影響力。借此機會，我也衷心期待，兩岸四地文學理論界的先進友好更多關注澳門文學，更好地發揮澳門的作用，在打造粵港澳文化共同體和繁榮中國文學、增加中國文學國際話語權的道路上出謀獻策，助力澳門文學更積極地發揮講好澳門故事、講好中國故事的天職，為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意識發揮更大的作用。

    （在廈門大學“台港澳作家研究中心”成立儀式上的致辭）

    吳志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