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受訪者之間的關係

    ——《給十九歲的我》觀後感

    在暫停放映前有幸觀看了《給十九歲的我》，沒想到就在隔天便掀起軒然大波。平心而論，該片雖然並非我所喜愛的紀錄片，這並非因為故事本身，而是導演的參與度以及片中與受訪者之間的關係。就故事本身而論，十年間的人、事、物的變化是該片的看點，也是其價值所在，整體來說，一部來自於學校的紀錄片能登上大銀幕，本該是一件十分不俗，也不容易的事。該片以少女的成長與學校的變遷發展出一部拍攝橫跨十年的紀錄片，紀錄片中人、事、物的改變是最好看的，而十年間，人、事、物也定必會存在變化，所以可看性與意義是絕對存在的。

    橫跨十年的拍攝也考驗着導演的耐性，但在紀錄片開場不久，已能感覺到其實片中還有一個主角，比重與故事中的女學生們、學校相若，那就是片中的旁白——導演本人。該片除了大量旁白，也有導演在鏡頭後向女生提問的聲音，而故事中因新校舍擱置而面臨拍攝停擺，導演也把拍攝團隊的困境等情況，以及導演勸喻女同學繼續拍攝的過程都放在紀錄片之中，這部分對於紀錄片是否重要，便是筆者在觀看時的第一個疑問。

    《給十九歲的我》是一部以學校與少女為主軸的紀錄片，新校舍的延誤理應僅是影片中的一部分，但對該片影響不應如該片所述之巨大，因拍攝紀錄片本身就存在着很多變數，在過程中會按素材而作出調整，或許延誤也僅是過程中所經歷的一部分，而非會令紀錄片難產，而需要着墨來提及以及討論的理由。如現時片末邀請了未能如期在新校舍就讀高三的學生們回校，這也是上述問題的解決方法之一，來不來得及搬進新校舍這回事，也僅是故事的一小部分，而非影響紀錄片的主要因素。

    該片本已經要圍繞數位女生、學校，由二〇一一年開始的發展，長達兩個小時的紀錄片中還要着墨提及這個紀錄片本身的“危機”，這是讓觀者產生了不解的原因。筆者在觀看的過程中不禁在想：當然，導演無可避免是紀錄片的一部分，除了觀點的投放，導演出鏡在過往也經常發生，並不新鮮，但在我入場前，我內心的準備是給還未十九歲的一群少女，是觀看一個關於幾位少女成長的故事，而紀錄片的由來與初衷，影片一開始已藉由該校前校長交代了，故事也可隨之而展開，但迎來的，是旁白不斷穿插的解說，甚至，是旁白在詮釋少女的人生。紀錄片與劇情片在一個點上是相同的，那就是讓觀眾在當中尋找、摸索也是一種樂趣。在該片中，旁白的比例遠超解說式(The Expository Mode)紀錄片。如果導演不是一位大導演，對於觀眾來說，這種參與程度是否可以接受呢？某程度上，這種旁白的參與程度遠超實際。常說紀錄片是對真實的素材作創意性處理，而旁白在該片的出現已超越創意性處理，而是另一種創意性的建構了。

    其二，她與女生的對話以及女生們的反應，其實比女同學的成長更具可看性。片中，導演嘗試以年輕人的話語與受訪者進行溝通，嘗試閒話家常，但鏡頭前穿着整齊校服的學生們，或許因場合的原因，又或是由於權力之間的不對等，往往露出嚴肅的表情，回答也一本正經，顯得比其實際年齡成熟，相較於少女們在街道上行行走走的擺拍，她們與導演之間的溝通、所流露的表情才顯得更為“真實”。儘管到了高中階段的生活，觀眾仍未能感受到受訪者享受與鏡頭分享的意願，值得一提的是新校舍延誤後導演與一眾受訪女生談及拍攝，受訪者言語上已表示不太想繼續，導演表示這些片段到她們長大後回看，便會覺得十分珍貴，但女生們並沒有為之而被打動。緊接是一位校方人員的訪問，大約意思是表示青春期的女生有時做事令人難以理解，有時還會“恩將仇報”（此四字為原話之中出現），這種蒙太奇彷彿告訴觀眾受訪者不願繼續拍攝，且不珍惜，是一種恩將仇報的表現，那是一種隔代之間的問題，猶如有時我們看見五歲的小孩哭鬧，部分成年人會嘗試了解原因並施以安慰，也有成年人把小孩忽略不理，等待小孩自己停下來，認為那是鬧脾氣，這是否具備同理心的體現之一？當然，上述這些以及《給十九歲的我》本身對學校、社會等都具意義，但即使在這種理由之下，也並非受訪者必須受訪的理由，因在那時候的少女，最關心的不是學校和社會，而是自己，她們正在一個準備成長、探索自己的年紀。如何與受訪者成為朋友，讓受訪者願意在鏡頭前也敞開心扉，也是紀錄片導演本身必須具備的能力之一，也是能力的體現。

    紀錄片導演周浩曾說過，很多時候紀錄片的主角願意被記錄，是由於他與導演有着一定的共通點，或許他也有着一些想分享，想告訴別人的話，藉着紀錄片來呈現更多元的一面，甚至是由於一種共同相信的價值觀，這樣紀錄片較大機會地能拍下去。而《給十九歲的我》對於一班少女來說，或者便是沒有這種共通點了，至少對於一位剛踏入青春期的少女來說，她們正在探索自身以及與外界的關係，以紀錄片來表達自己未必是一種能享受、理解以及理想的方式。

    《給》下半部分，一名高三同學在放榜後，拉走了正被導演訪問的母親，她望着鏡頭的表情，充滿怨恨，毫不保留地表達不滿。女生們表露不滿在該片已不是第一次出現，該片一次又一次地以這種性質來表達少女成長的反叛，也令觀影者產生了不解。然而，紀錄片與劇情片不同，講求導演與受訪者之間的關係與信任，觀看到末部，其實筆者已分不出受訪者的不滿是否完全出於反叛，或許就是因為導演與受訪者之間的信任不足。在片中由二〇一一年後每一年的素材，特別是該片以年為章節，片中除了少女真的成長、長大了之外，其實打的都是同一個點，而沒有展示受訪者更多的側面，大多都是學業、家庭、人生、人際。但她們的內心世界，彷彿從來都沒有被打開，這種呈現，包括貫穿全片的，少女們在不同的街道上行走望遠方的擺拍而有所助攻，更為明顯。跟拍多位主角十年，也仍然呈現出不立體，才是本片最大的問題。

    《給十九歲的我》的基底本身應能成為一個十分可看的故事，一班有機會在三個校舍生活，青春期才剛開始的初中“千禧BB”；躊躇滿志要為新校舍拍攝紀錄片，卻不幸患病而退休的石校長；隆重關門後卻一直延誤的新校舍，還有動盪中的社會……當中都充滿着衝突，過百學生中，偏偏選中了不大接受被拍攝的對象，以及錯失多次溝通“拆彈”的機會，相信對於各方來說，都是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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