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藝之寶與難兄難弟

    令狐昭

    “光藝之寶”謝賢常演失業或失意角色，幸得銀幕兄弟關照，當中有為他頂包認罪的親生兄弟，有助他破案追兇的文壇知己，有能導擅演的鄰里手足，有互換身份的患難之交。光藝電影《手足情深》（一九五六年）裡，哥哥吳楚帆無條件為爛賭借錢、虧空公款的弟弟謝賢頂包，多年來受盡白眼。片名如同柏林國際影展金熊獎得主《手足情深》（Les cousins，一九五九年）的中文譯名，該片以現實主義的風格呈現出當時法國青年的精神狀態和生活方式，追求享樂的表哥與好學老實的表弟，形象對比鮮明又具批判性。兩部影片看似無關，卻使人窺見東西方電影文化的密切關係——粵語片和法國電影新浪潮，同受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啟蒙。

    關懷基層的意大利新現實主義，自能與親近大眾的粵語片產生共鳴。吳楚帆早在前中聯時期作品《貧賤夫妻百事哀》（一九五二年）便演活了無業爛賭的反面教材，導演吳回誓要批判社會歪風。及後“弟弟”謝賢在《神童捉賊記》（一九五八年）繼承了“哥哥”吳楚帆的失業漢角色，雖無好賭成性，可是鋌而走險，接着他在《天倫情淚》（一九五九年）續演同類悲劇人物。一九五〇年代香港百姓生活艱苦，現實中的戰爭後遺症在電影中表露無遺。難怪吳回與謝賢在《七重天》（一九五六年）重返戰亂時代，這對同撈同煲的小人物好兄弟，在亂世中掙扎求存，相濡以沫，謝賢在《阿超結婚》（一九五八年）更把老婆本獻給吳回救妻。當時光藝作品裡窮人良善純樸的特質以及鄰里間團結互助的情形，跟“我為人人”的中聯精神並無二致。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交替之際，是中聯電影的倫理情懷轉向光藝作品的都市氣息的過渡時期，具有血緣關係的兄弟親情開始轉化為知心好友的兄弟義氣，但時勢艱難、求職更難的環境依然持續。正如光藝五周年紀念作《難兄難弟》（一九六〇年）的一對失業男主角，沒有錢交租，同病相憐。謝賢與胡楓在《歡喜冤家》（一九五九年）和《難兄難弟》可謂外形“登對”、默契十足，《歡喜冤家》中他們為了抱得美人歸不惜交換貧富身份，《難兄難弟》中他們人設相反、禍福與共甚至同追一女。這兩部根據楊天成“三毫子小說”改編的都市愛情喜劇，無疑是港式追女仔電影的始祖。

    因秦劍而結緣的“難兄難弟”，其後便與楚原合作無間。港版希治閣電影《夜半幽靈》（一九六一年）裡，胡楓懷疑作家老友謝賢患上神經病，致使《九九九命案》（一九五六年）的緊張和《歡喜冤家》的喜感得以融合；而玫瑰影業公司出品的《含淚的玫瑰》（一九六三年）裡，他們一個是懷才不遇的天才畫家，一個是偉大救友的富家伯樂。然而周驄在《春到人間》（一九六三年）和聯藝出品的《七彩難兄難弟》（一九六八年）試圖替代胡楓位置，可惜第二代“難兄難弟”的化學作用不如初代。

    謝賢的電影生涯與“兄弟”總是難捨難分，一九六一年他與陳文、嘉玲合組兄弟電影製片公司，拍攝了武俠片《神偷情賊》（一九六二年）、《怪俠燕子飛》（一九六三年）和《情俠情仇》（一九六四年）等；諷刺在於，該公司寥寥可數的作品裡難覓兄弟情誼，更無顧名思義。直至一九七〇年代，謝賢與六位藝人成立“銀色鼠隊”，七兄妹結義金蘭，乃一九六〇年代粵語影壇裡“七公主”、“八牡丹”、“九大姐”、“十大導”和“十二金釵”的精神延續和思想變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