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實交融的《禁食女孩》
由曾獲奧斯卡金像獎的Sebastián Lelio編導，電影《禁食女孩》(The Wonder)改編自Emma Donoghue的英文同名小說，故事背景設在一八六二年愛爾蘭的一座偏遠村莊，一名小女孩達成所謂的禁食奇蹟，已經長達四個月沒有進食卻健康無恙。當地一個由醫生、神父等幾個男人組成的委員會聘請一名由英格蘭遠道而來的專業護士（由演技備受肯定的Florence Pugh飾），與另一名教會修女負責輪班緊密“觀察”這名十一歲的女孩， 於十四天觀察期後提交各自的觀察報告，以鑑定這“神蹟”孰真孰假。
長時間禁食這行為在科學主義當道的今天，聽起來是荒謬的；但在十九世紀的歐洲，宗教可謂是大多數人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對於信奉上帝的教徒，禁食禱告是一種屬靈操練，在聖經中亦有相關記載。因對相關宗教及聖經並不熟悉，所以對於這是否“宗教迷思”觀點便不在此展開了。
人為了“贖罪”可以去到幾盡？
看畢這電影後腦海裡出現的第一個關鍵字，是“贖罪心理”。在心理認知的過程，自我判斷和社會判斷都會形成某種歸因模式，有些人將負面的、不道德的和失敗的事情歸結於外因，好像這是世界上只有他自己是對的；而有些人則將種種歸結於內因，認為所有的錯誤和不幸都來源於自己，繼而出現贖罪心理，甚至不同程度的自毁傾向。《禁食女孩》中的幾個主要角色，或深或淺地都有着後者的傾向和行為。
先說女孩，為了替急病死去的哥哥贖罪，為了救他脫離地獄火刑之苦，在護士禁止她母親每天早晚的“吻安”後，健康狀態急速下滑的她仍堅持拒絕進食；若說子女是自己的骨肉，女孩的母親的贖罪行為便體現在其骨肉上，以自己女兒的健康和性命去贖死去兒子的罪，知道內情的她非但沒有勸導女兒進食，甚至認為若餓死了便是上帝之選民，清除罪孽後的來世比帶罪的今生重要得多（順帶一提，飾演母親的Elaine Cassidy 與飾演女孩的Kíla Lord Cassidy在現實生活中也是母女）。至於電影中被塑造成“正義使者”，並象徵着科學與理性的護士，也有她不能原諒自己的愧疚要去贖罪，每晚在一雙可愛的嬰兒小襪子前，自毁地刺傷指頭並吸吮自己的血，彷彿肉體上的痛才能抵銷一點心理上的痛。
群體壓力下的“個人選擇”
接近兩小時的劇情裡，雖然已預測到護士必然會拆穿女孩的所謂奇蹟，而不停觀察的上半場，平緩的節奏中穿插着一絲絲懸疑的伏線，至下半場各人傷疤的謎團逐漸揭開——女孩與哥哥之間那份“雙倍的愛”、護士死去的女嬰等——節奏才隨之緊湊起來。在大量獨特的噠噠聲、嗖嗖聲的配樂下，電影籠罩着詭秘的氛圍； 冷色調的攝影風格貫徹全片，畫面散發着陣陣壓抑感。然而，即使家庭、宗教、社會都會產生某種看似不可抵抗的群體壓力，故事的走向卻是温情的。
那份温情，源於群體中的那些“個人選擇”——身為護士和曾失去孩子的母親，面對女孩家人及委員會的“神蹟執念”，幾乎無需選擇地，她始終將女孩的生命放在首位，那是她護士救人的天性，同時夾雜着一份母親救孩子的情感投射。作為一名修女，她看破而不說破，讓事件如護士所計劃般落幕，讓落幕後的生命得以延續，那一刻，修女暫離了教會的體制，選擇了讓沉默成全一個善良的謊言；當然還有女孩，在護士巧妙的引導下，她鼓起勇氣，撰擇了讓背負罪孽的安娜從原生家庭中“意外燒死”，讓新的、無罪的小南出生。那場火所燒燬的，是安娜及護士對過去的愧疚和枷鎖；那場火所燃起的，亦是她們此後的“自我救贖”之旅。
“裡面，外面，裡面 ，外面”
《禁食女孩》除了人物內心層次刻劃豐富外，劇本的虛實結構也頗值得細味。
“沒有這些故事，我們甚麼都不是。” 這是電影片頭出現過的一句旁白台詞，這位“旁白”的“角色”卻又有點像編劇，是她從片頭的拍攝片場“打開”了這個故事，重看電影時發現，也是她“打開”了女孩的家門讓護士進來，在片中她亦耐人尋味地以凱蒂兼旁白的角色說了那句“沒有這些故事，我們甚麼都不是”。這句台詞中的“我們”，也可解讀為故事裡“不同的角色”吧。角色活在故事裡，而看故事的人看到甚麼，很視乎故事是從誰的出發點展開。
電影兩度由片頭“拍攝片場”過度到“電影內景”，及由片尾 “電影內景”過度到 “拍攝片場”，那虛實銜接的運鏡，彷彿亦在表達“電影與現實”、“故事與事實”之間的虛實關係——它們並非間斷、二元對立的，而是並存、互相延伸的。這某程度上也呼應了此片改編自虛構小說，而小說的創作則源於 “愛爾蘭大饑荒”、 “禁食女孩現象” 的真實歷史事件。甚麼是“故事”？只要有人相信，它就是“真實”的。
最後還不禁思索，劇中記者送給女孩的魔術畫片中，一面是鳥，一面是籠，在旋轉的視幻中卻二合為一成“籠中鳥”，女孩疑惑︰“鳥是在裡面還是外面？牠是被困的還是自由的？”故事或事實、局內人或局外人，大概就如旋轉中魔術畫片般，裡外難分。“裡面，外面，裡面，外面”——這句對白，既是電影中的女孩的，也是在片頭片尾“打破第四道牆”的那位女旁白的。
王慧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