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遺老”

    新年到來前後，各地都有不少人在疫情中告別人世，無論是公眾知名還是不知名的，都令人悲哀。其中一位的訃聞出自親屬，而非任何單位，也無生平介紹和喪事安排，卻在微信間廣泛轉送和重複收到，發送的有復旦大學校友，也有上海的其他友人，還有外地的一些朋友和熟人，顯見其知名度之高。這位便是朱永嘉先生，一月五日病逝，享年九十二歲。與一般的知名人士不同，他並不擁有高級職稱和行政級別，曾有的官職又不宜羅列，當然也無或實或虛的各種“諡號”。但作為最後的“遺老”，他的離世，宣告文化大革命的標杆性人物悉歸道山。

    “文革”大戲逾時十年，各式人物粉墨登場，落力表演。朱永嘉並非主角，連重要配角也算不上，卻在跑龍套中出彩而廣為人知。一九六五年姚文元受命撰文批判歷史劇《海瑞罷官》，這位研究明史的大學教師協助搜集史料，翌年隨市委寫作班子扯旗造反，進而主掌文教事務，官至市革命委員會常委，有個如今看來不倫不類的頭銜：市委寫作組組長，策劃辦刊物，出題寫文章，不時“攪得周天寒徹”，遙領全國風氣之先，及至一九七六年十月某日京城拘捕江青等人，他在滬市應變會上斗膽呼籲武力抗爭，像巴黎公社打個三五天也好，結果如期率團訪日歸來下飛機即被捕，付出坐牢十二年的代價。不同於那些各領風騷三五年的角色，他是這齣政治大戲從序幕到尾聲的親歷者和見證人。

    因上中學時常讀《朝霞》、《學習與批判》等期刊，“青年自學叢書”的語史地數理化等冊，又是高考前和同學温習的輔助教材，而這些均為朱永嘉麾下寫作組編撰的出版物，我有心見識這位知名人士。五六年前一個夏日的下午，我經老同事引薦，到復旦教工第一宿舍造訪。他在堆滿書籍的小房間熱情接待，有問必答。出獄後，他每月領取有限的生活費，主要靠給台灣三民書局點校、註釋《春秋繁露》等古籍，增加經濟收入，還在香港出版有關“文革”事件的口述史著。他說：“我也要吃飯、看病呀！”這話從他嘴裏說出，聽着不能不有所感慨和同情。

    前年春節前，我由老同事陪同上門贈書，是文化公所出版的拙著《史霧人影：你或許不知道的人與事》，其中一文記述“青年自學叢書”出版內情，是從檔案發掘而與他直接有關的史事。在那個不尊重知識的年代，他想到千萬青年下鄉務農應該有書可讀，顯露其內心有良知和善願存焉！那天，他興致很高地介紹在內地已經和將要出版的史學著作，還展示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的一紙公函，說明他享有公民權以及著述發表、出版的權利。看得出來，當時他的心情是舒暢的。但他年事已高，病痛纏身，不良於行而要依賴輪椅了。

    這位左翼理想主義者的人生高光期，正與禍國殃民的“文革”相始終，故在大戲落幕後被逐出教門，沒有資格去見馬克思了。嗚呼！

    賀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