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遠見的決策

    幾個星期前，氹仔近廣東大馬路的數塊土地的規劃條件經過了城規會的討論。會議之前，有關部門收到四百多份反對興建樓宇的意見，主要認為氹仔缺乏戶外公眾休憩空間。

    上述地段的另一土地，日前在不動聲色地實施了拆卸工程，將地塊上殘存的數座工業廠房建築物完全清拆。

    該地段的廠房，屬於氹仔紗廠的舊址，約於二○一八年，一半範圍的廠房已經因安全為理由而被完全清拆。再到二○一九年中，市政部門有計劃利用該土地（連同附近的地段）臨時建造車胎公園。當時消息一出，社會除了對車胎公園的安全性有意見，亦有意見認為應該保留餘下的紗廠建築物，將其視為工業遺址並進行活化再利用。

    由於當時受疫情嚴重影響，香港清拆石棉的專業人員無法來澳施工，紗廠廠房的清拆工程暫時停了下來。事隔三年，建造臨時車胎公園的計劃亦在本月初宣告擱置。

    本來，這數座餘下來的廠房建築，完全可以被保留及再利用。附近的居民不是提出了區內缺少公共休憩空間的訴求嗎？怎料，拆除工程在不知不覺中開始，當我留意到電視新聞的相關報道，大部分廠房已經被清拆。此時社會再提出保留的聲音也變得沒有意義。

    當然，對於政府來說，該廠房建築物早已是判定要消失的，儘管社會曾有微弱的保育聲音。

    當時有歷史學者發表文章認為，一座建築物的去留的考慮重點在於其載體的內涵。它能否使社會產生共鳴乃至成為具代表性的標記，取決的是它與本地社會的實質關係、它是否真正對社會產生過具指標性和決定性的影響。還有，是否在當時的居民中間產生過普遍的情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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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中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