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靈人傑  世居澳門

    ——鄭觀應出生地初探

    關於鄭觀應（一八四二至一九二一）的研究，人們多聚焦於他的《盛世危言》等著作，以及他對中國民族工商業發展所作出過的貢獻。這些，都是他成年以後的成就，對於他更早一些的歷史，至今我們所知仍然有限。其中可以確定的，是鄭觀應在十七歲那年到了上海，這是根據他在遺囑“余幼承庭訓，年十七，奉父命赴滬學商務”一句中得知。至於赴上海之前，鄭觀應在何處出生，在何處成長，有不同的說法，卻未見詳細的探討和清晰的結論。

    史學界有認為，鄭觀應的出生地為中山雍陌鄉，這可能是因為當地有一處歷史建築物“秀峰家塾”。歷史上中山雍陌鄉屬香山縣，在《盛世危言》中鄭觀應以“香山鄭觀應陶齋纂箸”而署，其遺囑也以《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為名。的確，鄭觀應一直都是隨其祖籍以香山人自居。

    筆者曾比較過三本鄭觀應的家譜，按時間順序分別為在澳門的《滎陽家譜　積善堂存本》（一八七七或之後）、《鄭氏家譜殘本》（殘本無名，筆者暫稱之，一九○四或之後），以及在中山的《鄭雍陌祖房譜》（一九三七）。三本家譜的內容雖各有側重和詳簡，不過相關的資料基本一致。尤其是對鄭氏源流的敘述，對二十一世鄭起鳳（號鳴岐，鄭觀應之祖父，一七八七至一八三七）以降，到二十四世也就是鄭觀應子侄輩的紀錄，大致上也都相同。因此，鄭觀應祖籍為中山雍陌鄉，是無可置疑的。

    然而，中山就是鄭觀應的出生地？或者說，中山就是鄭觀應在十七歲赴上海之前成長的地方？

    筆者對此存疑。理由有六：

    1.“秀峰家塾”是因鄭文瑞遺囑而建

    中山市雍陌鄉有一處歷史建築稱“秀峰家塾”，由此中山被認為是鄭觀應的出生地。二○○五年筆者與同事曾到雍陌，帶我們參觀的是中山市文化局的一位官員，還有一位住在那裡的老先生。他們說，“秀峰家塾”的建築形制不是住宅，應該是家祠。我很認同這個觀點。

    此外，“秀峰家塾”的建造因由，亦有跡可尋。鄭觀應父親鄭文瑞（號秀峰，一八一二至一八九三）臨終前向第三子鄭思賢（號曜東，一八四五至一九二○）留有以下的遺囑：

    ……並云，濟東有家財六十萬藏匿，不與父知。今其首念各妹多有窮苦無依者，及三叔年老無食。囑賢向大宅收回銀三十萬両。如查確其家產無六十萬，那怕有三、四十萬，十萬八萬亦照收。勒令交回一半，並囑賢等將該款建鳴岐祖祠，及稍分惠各窮親、胞妹與胞三叔，餘作嘗業，勿使各窮親饑寒。……（如圖一）

    根據這份遺囑，鄭文瑞認為長子鄭思齊（號濟東，一八三五至一八九二）私藏了家裡的財產，故囑咐其他的兒子要向長房索回。待款項索回後，除了周濟窮親，還囑咐兒子們在雍陌鄉建一座祖祠。現在看來，對於父親的遺囑，鄭觀應眾兄弟既是執行了但又沒有完全地照辦。因為他們把父親所囑咐的，為紀念祖父的“鳴岐祖祠”，改名為紀念父親的“秀峰家塾”。也就是說，目前一般被認為是鄭觀應故居的“秀峰家塾”，是在一八九三年鄭文瑞去世後才有的建造計劃，而且這是祖祠而非住宅。此外，根據門楣上“光緒二十九年孟春立”的字樣，“秀峰家塾”更有可能是建於一九○三年，即鄭文瑞去世十年後，是年鄭觀應六十一歲。至於在建造“秀峰家塾”之前，原址的狀況以及產權的歸屬，尚待進一步的查考。

    2.“余世居澳門”

    早於一八六二年，二十歲的鄭觀應已開始關心社會，留意時事，撰寫評論文章，其後更輯著出版，即為《救時揭要》。在此書的內文之中，他自稱“余世居澳門”（如圖二），這從字面來說，就是他們家一直住在澳門。

    3.《救時揭要》內文與澳門的社會問題

    當年澳門的人口販賣，即“賣豬仔”的問題非常嚴重。從大三巴下來有一處叫“長樓”，曾經是“豬仔館”林立的地方。《救時揭要》的二十四篇文章中，開頭的八篇有六篇關於人口販賣，一篇關於窩匪，一篇關於鴉片（如圖三），這些都是鄭觀應針對澳門當年最嚴重的社會問題而作。

    對於一個踏足社會時間不久的年輕人來說，所撰寫的第一本著作，自然會以他的成長背景作為書中的資料來源。鄭觀應十七歲赴上海，如果之前不是在澳門生活，他如何會對這些社會和民生問題格外地關注？有如此深刻的了解？

    4.“鄭保之名慶蕃，係世居澳門”

    二十歲的鄭觀應在他的《救時揭要》中強調自己“世居澳門”。三十多年後，光緒二十年四月初三日（一八九四年五月七日），鄭觀應與他的同事唐德熙聯名致函盛宣懷（一八四四至一九一六），他又是這樣介紹六弟鄭保之（一八六五至？）：

    “……熙接粵局復初兄來信云，澳門代理人現用葉侶珊，不知鄭保之未為‘江通’坐艙。查往來粵省澳門之船，貨少客多，而搭客皆在船上交銀，全恃坐艙招呼。‘江通’鍾沛泉雖熟識輪船事務，而質樸無文，張建臣不通粵語，不諳此處商情。況現在已日有輪船往，客貨無多，如坐艙不得人，難與爭勝等語。鄭保之，名慶蕃，係世居澳門而在省澳貿易者，且通中外文理，熟識中外士商；以其“江通”坐艙，定可勝任。祈督辦記名，以期將來更調也……”

    輪船招商局當年的章程，規定“船主”負責航行，相當今天的船長；“大鐵”負責機器設備操作，如今天的輪機長；“坐艙”則負責客運和貨運的具體事務，實際就是營業經理。“世居澳門”的鄭觀應六弟鄭保之，在廣州和澳門有貿易經驗，通外語，對中西文化有認識，掌握中外商圈人脈和社會關係，因此被推薦擔任輪船招商局“江通號”的“坐艙”。

    5.《盛世危言》與葡萄牙、澳門相關的內容。

    基於對澳門的熟悉，鄭觀應引入澳門社會問題和澳葡政府的法律和規章制度作例子，用於他的著作、詩集和評論文章中。

    僅以《盛世危言》一書為例，按不完全統計，提及“葡萄牙”的相關內容就有《商戰上》、《稅則》、《捐納》、《議院下》、《訓俗》、《電政上》、《墾荒》、《練兵上》、《船政》、《邊防七》、《邊防八》、《傳教》、《販奴》等十三個章節中。在《稅則》一章中，鄭觀應論述了作為政府應如何利用稅務政策，對國計民生進行調節的時候，他還引用了所熟悉的港澳商業社會進行比較。此外，《盛世危言》中還有關於澳門的賣豬仔和賭博問題的論述。

    相比之下，《盛世危言》中未有見到以“雍陌”或是“香山”作為案例在書中作出論述。

    6.鄭觀應事業版圖中的澳門

    儘管十七歲便離開，但澳門一直是鄭觀應念茲在茲的地方。無論是任職於輪船招商局，還是鄭觀應終其一生的慈善事業，澳門以及澳門的親友，總是伴隨着他的事業發展而備受關顧。

    6.1輪船招商局在澳門

    輪船招商局是鄭觀應在洋務運動中的一個重要舞台，更是他的“商戰”理論的實踐戰地。自一八八二年第一次進入輪船招商局，到一九二一年去世於上海輪船招商局公學宿舍，鄭觀應的一生隨着社會的變遷與個人命運的起伏，曾三進三出招商局。澳門，自然也因為鄭觀應，曾被納入了招商局的商業版圖中。

    憑着一幀清晰標明“國營招商局澳門第一碼頭THE CHINA MERCHANTS STEAM NAVIGATION CO. WHARF”的澳門內港十四號碼頭的歷史照片，筆者和同事在二○一五年還能在原址找到當年的輪廓。後來更發現，它曾一度成為華洋“商戰”之地，險被英商侵霸。

    一八九四年初，由於香港英商聯合註冊的“省港澳輪船公司”所經營的，澳門至廣州航線的營運業務生意慘淡，因此招商局旗下同樣往來澳門至廣州的客船“江通”號，就被認為是與之爭利。因此同為英資的太古洋行，竟然致函輪船招商局：

    頃聞  貴局有意派“江通”船行走省、澳，與省港澳輪船公司爭衡。僕料閣下必先申詳盛道台，並陳明以下所列實事，及將來或有之事，然後行也。

    省澳生意原不甚佳，雖一小船僅敷費用，若有爭衡，不論何等船隻，斷難獲利。貴局前有“江平”行走，諒必深知此矣。此其一也。省港澳公司有多餘之船數艘，甚合長江之水，如其常走之路一被人佔，僕深恐其將派一船或數船至長江爭衡以報復。此其二也。若省港澳公司果來，則長江之利其失於貴局並各公司，當十倍於省澳之利，此則不待言而可見矣。長江各船除“華安”外，三公司幾費苦心，方能收拾，歸己管轄。閣下如一閱英正月分結單，則知所獲之利較之往年每百分得五十。此種生意一旦因此傾覆，僕意殊以為短見。若將“江通”停走，免招有力量人之爭衡於長江，則其利當必十倍。近日省港澳公司生意不佳，閣下閱其年結，則必見之。倘稍挑激，其必另謀別處，一試利益如何耳。

    僕願閣下三思，並電達盛道台，請其留住“江通”，一面將利害陳明，俾其細思，值否將“江通”派去圖覓微利而傾覆現下三公司壟斷之生意也。

    如上文，太古大班杯士企圖讓招商局撤銷澳門至廣州的往來航線，發函威脅、恐嚇招商局商董唐德熙。同時，太古航道專員晏爾吉(Henry B. Edicott,1821-1895)則通過說客，向時任招商局幫辦的鄭觀應作出利誘。鄭觀應在一八九四年四月十三日致盛宣懷的信中，向盛宣懷匯報了此事：

    “昨日鳳墀接太古大班杯士來函陳說‘江通’走澳利害。 今年晏爾吉又托王瑞芝來對弟說，如‘江通’不走澳門，彼之‘沙市’、怡之‘公和’、我之‘江通’擬添走長江，我欲即行，彼說仍俟長江生意如何方能定奪云云。”

    晏爾吉是鄭觀應在太古時的工作伙伴，兩人的合契曾為彼此以及為太古帶來巨大的效益。鄭觀應雖然對晏爾吉的提議給予重視，但顯然也看出這只不過是一句未着邊際的空話而已。

    對於深度參與了《輪船招商局、太古洋行、怡和洋行所訂定長江輪船齊價合同》條款談判的鄭觀應，早已知道合同中有“三公司不得干預分子在別家船隻，有礙三公司或與三公司爭生意者，無論係大洋輪船或走中國山岸之海船，裝載貨客往來長江及沿海碼頭等處”的條款，意思是規定這三家公司不可以再與別家公司合作，從事長江水路的貨客航運。因此數天後，鄭觀應在進行了更詳細的了解，再次致函盛宣懷：

    弟閱歷有年，且忌妒者多，雖不電囑，亦必謹慎為之……

    “江通”走澳，於三公司合約無礙。如省港澳公司將來遣船來走長江，查得太古有份，當邀怡和與太古理論。弟素聞港澳公司與太古訂立合約：省港澳公司有船三隻往來省港得三分之二；太古有船一隻往來省港得三分之一；是太古佔人便宜。今聞我派船走澳，誠恐省港澳公司見怪，所以代為作說客，勸我船勿走耳。

    太古疑弟知其情，以此為難，故對王瑞芝說，“省港澳一切情形陶齋必知”等語。王瑞芝得太古“大通”船買辦好處，事事關切，沈子翁不知其奸，遂中其恫喝，意思“江通”不去。頃承電示，“江通”駛粵抵“江平”，與合約無礙，仍照原議云云，佩服之至。沈子翁意猶未悟，擬再電請勿走，因弟與鳳墀意見已決，遂不再瀆也。竊思洋商唯利是視，如果欲遣船來走長江，豈因一無關輕重“江通”以定行止。前訂合約只論省港，不論省澳，意可知矣。

    儘管鄭觀應個人無法改變當時洋強國弱的現實，但他充分洞悉“洋商唯利是視”的目的，以及其在訂立合約時採用“只論省港，不論省澳”的伎倆。但他既不驚懼於杯士的威嚇，更不會心動於曾經頗有交情的晏爾吉那口惠而實不至的利誘。這是因為鄭觀應深諳“商戰”的真實內涵，而且曾任買辦多年，憑着對太古的了解，加上對航運業的經驗，他清楚事情的關鍵。他利用的是合約精神，守護的是航運主權和民族利益。

    對於澳門，保留“江通”以及廣州至澳門的客運航線，這不單為鄉親出行提供多一個選擇，同時更避免省港澳輪船公司到時可能憑恃獨家經營而任意加價。同時在投資、稅收和就業方面，維護了澳門的利益。

    兩年後，鄭觀應在《赴梧日記》中，有以下記述：

    光緒二十二年，歲次丙申，赴梧日記。

    正月廿二日，由鏡湖偕澳局總辦葉侶珊，坐“江通”船赴省，會商陳復初兄，同往西江。適復初兄令郎成婚在即，不暇遠行。囑粵局司事張福之、鮑棠伯及黃植庭中丞所薦之梧關司事鄺君平浦等，僱河頭船，以本局小輪船拖帶，訂於明日啟行。

    由於可見，“江通”號以及往來的澳門與廣州航線，在鄭觀應的力保下得以繼續，而且在一八九六年輪船招商局的商業版圖也擴展到澳門，設立了澳門分局。這些安排與部署，鄭觀應是其中的關鍵。

    至於輪船招商局澳門分局何年設立，位於何處，仍待進一步查考。

    6.2澳門孔教學校

    投入慈善事業並取得成就，不單令鄭觀應揚名顯親，也是其從洋行買辦晉身為上海精英的一個重要途徑，並從此成為洋務運動中的重要參與者之一。因此鄭觀應終其一生，為“積德以遺子孫”而樂善好施。上海、廣州、澳門，都有接收他出錢出力捐助的文獻證據。

    此外，鄭觀應對中國教育的論述，量多且精闢。因此，鄭觀應對澳門學校的支持，自然不遺餘力。這其中，有澳門的“鏡湖書院”，以及今天已經與“銀業小學”一起合併為“教業中學”的“孔教中學”。

    鄭觀應侄鄭炳劭（一八六一至？，號莘農），在一封一九一四年給鄭觀應的信中，寫道：

    ……在澳門之孔教會初起不過三十餘人，後因爭國教一事，上海發起總會，舉康南海為會長。澳門遂定為支會，互相聯絡，立意推廣。去年孔教學校僅廿餘人，今年舉姪為校長，生徒陡增至二百人。現會員亦增至三百餘人。雖公舉叔父為名譽員，此名譽員並無責任，不過借重大名而已。現學校今年預算除學費外，當要墊八百餘元。因係初辦及收學費太廣之故，昨日會內將捐冊交來，囑為寄呈，恐叔父未知底蘊，故述其崖略如此。捐冊容日寄呈。

    素知叔父熱心學務，見義勇為，必能成人之美也。至於侄之家事……

    上文內容，是孔教會澳門支會副會長、孔教學校第一任校長鄭炳劭，向其叔父鄭觀應募捐。此外，還有一張“茲收到鄭陶齋君捐助學校經費銀伍元”的孔教學校收條。以一九一六年澳門鄭家的開支清單作比較，當時在鄭家工作的男工和女工，月薪是三元。

    除了對澳門的經濟建設和社會貢獻外，鄭觀應對澳門的鄉親也是提攜有加。不但澳門人葉侶珊成為招商局澳門分局的總辦，在歷史文獻中還有不少鄭觀應推薦澳門鄉賢的信函，其中有李鏡荃、李際唐等人。

    7.總  結

    鄭觀應出生和成長在中山還是澳門，這些年來筆者心中一直思考。在鄭觀應的著作、詩集、書信，以及許許多多的歷史文獻中，都感受到鄭觀應把家人、鄉情、鄉親、鄉誼……一直長繫心中。那麼，如果他的出生地在中山，為甚麼未見到他提及關於雍陌和附近區域的事情？綜合上述六點，筆者不免貿然忖測，莫非澳門才是鄭觀應的出生地？起碼，他十七歲赴上海之前，應該是在澳門成長？

    常言道，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在澳門這片蘊涵中西文化靈氣的“蓮花寶地”，曾養育了一代又一代傑出的鄉賢與志士，因此筆者相信，他們之中，有鄭觀應。

    陳麗蓮

    （註：圖片由澳門博物館提供  何元成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