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見寫作“偶像”吳象

    吳象先生於去年五月十八日在北京離世。他是一九二二年一月生人，得享罕有的百歲之壽。我與他有過一面之緣，談不上熟悉，但他是我心目中寫作的“偶像”。箇中原委，說來話長。

    那是一九六七年冬，我上小學二年級，家裏來了親戚，是在太原當教師的大表兄、大表嫂及幼小的子女。住下第二天，大表嫂的父母來看望女兒女婿一家。原來大表嫂在上海生長，因有個哥哥在山西工作而去了太原。她的父親名叫吳梅士，其時已逾花甲。父親讓我叫他爺爺，他擺手說：“使不得，這樣稱呼亂了輩份，叫老伯就好。”於是，我便叫他老伯。後來我跟父親到塘沽路三角地菜場附近的吳家造訪，吳老伯很健談，普通話帶安徽口音，講起兒子大智，抗戰開始時讀高中，突然失蹤聯繫不上了，家裏四處打聽都無下落，兩個月後收到一封輾轉寄來的信，才知已入延安抗大學習，名字也改單名“象”字。這個柳暗花明的情節，我聽着有趣記住了。

    兩三年後，我識字多些，常到里弄居委會看牆上掛着的《文匯報》，想起吳老伯說他的兒子當過《山西日報》總編輯，知道定是很會寫文章的人。

    讀到吳象的文章，是一九七八年上大學後。那時他任中共安徽省委副秘書長，隨省委第一書記萬里深入農村調研，總結和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文革”結束還不久，對於解放生產力卻有違教條框框的這種生產方式，從中央到地方都有抵觸和反對意見。他在《人民日報》發表多篇大塊文章，力求用新的社會實踐破除舊的思想阻力，激發農民的勞動積極性以提高農業生產效益。尤其整版的〈陽關道與獨木橋〉，以兩位省委書記觀點不同的對話為引子，用大量事實和資料，闡述實行包產到戶的必然性及對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性，邏輯嚴密，文氣暢達，讀來有振聾發聵之感。我讚佩之餘，冀望以後也能寫出這樣的長篇宏文。

    吳象以後歷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室務委員、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多年裏，我知道他，而他並不知道我，如同現今“粉絲”之於偶像。然而，人之相遇又很奇妙。一九九五年夏，我在三藩市當記者，有天收到斯坦福大學舉辦吳象的“中國的農村改革”報告會預告。我按時去報告會現場聆聽，他講了兩小時，回答了師生們的一些提問。結束後，我與吳象及夫人劉玉邊談邊走出教學樓，主要談他訪美的活動行程。隨即，我對他說這個採訪是“半公半私”，接着說起他的大妹和大妹夫名字，也講到幼時見吳老伯的往事，提到他瞞着家裏奔赴延安的經歷。吳象初顯驚訝又恍悟大笑。原為新華社記者的劉玉驚歎：“沒想到，在美國來採訪的記者還是親戚！”我笑道：“這親戚關係有點拐彎。”交談了一會，我把相機交給從旁路過的一個學生，為我們攝下合影以作留念。

    賀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