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應是怎樣的？

    自孔夫子提出“士志於道”，迄今已兩千多年。在這兩千多年中，圍繞“道”的內容，即成為一個怎樣的知識分子，無數仁人志士可謂是“上下而求索”。特別是近兩個世紀以來，不僅中國，整個世界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在這一大環境中，知識分子，特別是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安身立命？不妨參考這本《中國知識分子十論》，該書亦是首屆中國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得主，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許紀霖。

    十論即是十個章節。前面四章相對而言比較形而上，比較像文獻綜述，不僅對“知識分子”一詞作溯源，而且對“知識分子”的分類作闡述。“知識分子”(intellectual)其實是一個舶來詞，主要指那些以獨立的身份、藉助知識和精神的力量，對社會表現出強烈的公共關懷，體現出一種公共良知，有社會參與意識的一群文化人。在這個意義上，知識分子並不同於一般的技術專家、技術官僚以及職業性學者，公共良知和社會關懷是現代知識分子的特點。

    在知識分子的分類上，作者參考了英國當代思想史家柏林爵士的代表作《刺猬與狐狸》，書名取自古希臘詩人阿寄洛克思之語——“狐狸知道很多的事，刺猬則知道一件大事”，柏林爵士把思想家分成對什麼問題都感興趣，具發散性思維的狐狸型思想家；以及只對自己所關心的問題有興趣，並創造思想體系的刺猬型思想家。作者則認為，現代知識分子可以“刺猬為體，狐狸為用，在刺猬與狐狸之間保持適當的張力；以專業的刺猬之道，在公共空間發揮狐狸的功用”。

    具體到中國知識分子所處的大時代，作者提出有四個，分別是先秦、魏晉、明末清初以及二十世紀，而五四運動和文革又是二十世紀的兩個歷史中軸，並在不同程度上塑造了中國一代代的知識分子，使他們的知識結構呈現過渡、開拓和陳述的演進。從第五章開始，作者具體列舉不同類型的中國知識分子，比如黃遠生、金岳霖、顧城、史鐵生和王元化等。他們處在中國歷史上的不同時期，亦受到大時代的影響，並形成他們不同的思想。

    黃遠生代表舊中國靈肉分離的知識分子，在黑暗的政治壓力下清醒地“墮落”，卻痛苦地懺悔於這種墮落；金岳霖從一個自由知識分子向一個有階級立場的民族主義者的轉變；顧城作為一個反社會的詩人，放逐自己，最後以極端的形式上演理想主義者的悲劇；史鐵生那種過程論的理想主義，在信仰的廢墟上重建理想，獲得生命的意義，則“是人生悲劇中的微笑，荒謬命運中的浪漫”；而王元化達到了作者認為的學人的最高境界，即思想與學術的合而為一，王元化再三重申陳寅恪為王國維作的墓誌銘中的那句名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針對專橫的權力，及抗拒市場的流行和金錢的誘惑。看得出來，作者非常欣賞史鐵生，非常推崇王元化。

    本書閱畢掩卷，思索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應該是怎樣的時候，書中有幾句話可作為總結，一句話是作者所說的：“知識分子有理性，有獨立思考，有自己的意志力”；另一句話則來自作者最推崇的王元化先生：“盡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留下一點不媚時、不曲學阿世而對人有益的東西。任何環境下，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趕時髦，也不回避危險”，謹以此自勉。

    楊    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