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那座島

    小朋友小魚是北京人，他三月份從北京出差到上海，在某高校講課。原定工作結束即回北京，可惜天算不如人算，他被“封”在上海崇明島上的一家酒店裡。

    一個多月的酒店生活過得怎麼樣自不必多說，三不五時下樓排隊做核酸檢測的時候就如監獄裡的放風時間，他可以看看樓下的樹木花草，還偷偷拍下了春天的路邊毫無顧忌恣意開放的油菜花。物資當然是缺乏的，什麼都買不到，“倒是不至於餓死”，感覺他隔着手機熒幕，苦笑了一下。

    說到崇明島，讓我想起母親以前的一段往事。文革後，母親被從工作的上海農科院下放到崇明島勞動，說是勞動，實則是去種地，一去就是大半年。帶着出生才幾個月的我，和很多下放勞動的人擠在一個大統鋪——十多二十人都睡地上。大冬天，寒冷的夜裡，半歲的我徹夜嚎哭，總把大家吵得睡不着覺。母親也因為喝了不潔的河水得了甲型肝炎。

    大家向領導匯報，希望另外給我們母女找個地方睡，不然大家都休息不好。“託你的福”，母親笑說：“生產隊找到了一戶人家，晚上我們可以睡他家的柴房的柴堆上了。”

    得了肝炎的母親臉色蠟黃，瘦得皮包骨，白天把我放在農村的托兒所，說是托兒所，其實很髒亂，只有兩位農村老太太看管孩子。每晚接我回家時，棉褲已完完全全尿濕。沒有多餘的褲子換，要在火爐上烤我的棉褲，房間裡“瀰漫着尿味”，最後，棉褲也變得硬邦邦的。

    一次，同單位的敬懿姨跑去崇明島看望母親，買票、排隊、坐船、轉車，單程也得一天。她本身身體很差，但硬是一路保護着懷裡裝日光燈的紙盒——裡面是她用珍貴的蛋票買來的一排雞蛋。

    這事，母親念叨了一輩子。

    谷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