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皇帝貤贈澳門趙元輅的聖旨及覃恩背景解讀

    編者按：澳門特區政府將啟動營地大街趙家巷26號趙家大屋的修繕，趙氏家族作為澳門早期華人望族，影響着早期澳門政治、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對於趙氏和趙家大屋散佚的文物，其中道光皇帝貤贈澳門趙元輅的敕命，得以完整保存，揭示趙氏家族的歷史脈絡，也將成為澳門華人望族珍貴的歷史印記。

    生者稱封    歿者稱贈

    聖旨是皇帝頒佈重要文告的專用文書，而民間常見的聖旨則是封贈官員祖父母、父母的誥命或者敕命。按照清代的覃恩封贈制度，一至五品官員及世爵承襲罔替者給予誥命，六至九品官員及外藩、世爵有襲次者發給敕命。同時，各級官員也可以奏請朝廷將授予自己的散階封贈給親族尊長，生者稱“封”，歿者稱“贈”，即貤封或貤贈。這種榮親封典的覃恩範圍是，一品至三品官員能夠貤封或貤贈曾祖父母，四品至七品官員可以貤封或貤贈祖父母，而八品、九品官員僅授本人，不封妻子，若是本人不請封，便可請旨貤封或貤贈父母。清道光八年（一八二八年），時任廣東始興縣“教諭銜管訓導事”（正八品）的澳門望廈村人趙允菁請旨貤贈父母，以盡報本之忱。道光皇帝恩准所請，依例貤贈其父趙元輅為“修職郎”、其母張氏為“八品孺人”。這卷敕命既是文八品散階身份憑證文書，也是清代封贈制度的集中體現。

    此敕命又稱敕書，呈手卷形制，長218厘米，寬36.5厘米，紅地葵花錦包首，烏木軸。敕文質地為白綾，已近麥黃色，兩端織有左滿文、右篆書的“奉天敕命”字樣，並飾以頭尾相對的左降龍、右升龍提花圖案，由江寧府織造專供。敕文的起句、中述事蹟，以及結尾贊詞的句數按照官員品級各有固定程序，只是姓名、職銜、親屬關係等有所區別。對照《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十六）所載“誥、敕按品頒給，……八、九品起二句，中四句，結二句”，此為文八品官敕命。通篇以滿文、漢字對書，滿文為官方常用的楷體，左起豎排行文，漢字則右起豎排行文，分為兩段，均為館閣體楷書，採用四六駢體文修辭，豎十六行計二百一十六字。行文規範為“制書”形式，即以“奉天承運皇帝，制曰”起首的格式，“奉”字低一格，“天承運”三字頂格書寫，“皇”字也是抬格書寫。全句解釋為：遵從天意、順承氣運的皇帝，為施恩澤而向百官宣示。在前段文字中，起二句點明了覃恩封贈的意義，原文為“任使需才稱職，志在官之美；馳驅奏效報功，膺錫類之仁”。白話文大意是：要任用有才能、稱職的人，官員應以青史留名為志向；要酬報奔波操勞且有成效的人，給予獎勵，樹為榜樣。中四句概括了趙元輅的事蹟及所貤贈的散階品秩等內容，原文為“爾趙元輅，乃廣東南雄州始興縣以教諭銜管訓導事趙允菁之父，雅尚素風，長迎善氣；弓冶克勤於庭訓，箕裘丕裕夫家聲。茲以覃恩，貤贈爾為修職郎。錫之敕命”。白話文解釋為：趙元輅是廣東南雄州始興縣管理訓導事務的教諭趙允菁的父親，品行高雅樸素，秉持和善之風；勤奮的教誨世代相傳，祖輩的事業發揚光大，家族的名聲得以遠播。現在廣施皇恩，貤贈你為“修職郎”，賜予詔令。結二句是訓誡、勉勵及褒揚的詞句，原文為“於戲！肇顯揚之盛事，國典非私；酬燕翼之深情，臣心彌勵”。白話文大意是：嗚呼！這是顯親揚名的盛事，是國家的恩典而非個人利益；褒獎你為子孫後代謀劃而付出的深厚情感，讓臣子的心更加振奮。在後段文字中，起二句同樣以“制曰”開首，“制”字抬格書寫。原文為“奉職無愆，懋著勤勞之績；致身有自，宜酬顧複之恩”。白話文解釋為：忠於職守而無過失，工作勤勞，成績顯著；出來做官的原因，是為回報父母的養育恩德，表明了覃恩封贈的原因。中四句簡述趙元輅妻子張氏的事蹟，以及貤贈的命婦品級名號等內容，原文為“爾張氏，乃廣東南雄州始興縣以教諭銜管訓導事趙允菁之母，淑範宜家，令儀昌後；早相夫而教子，俾移孝以作忠。茲以覃恩，貤贈爾為八品孺人”。白話文大意為：張氏是廣東始興縣負責訓導事務的教諭趙允菁的母親，以良好的楷模和順她的家庭，美好的儀容、風範使其後代昌盛。早年相夫教子，而後又把孝親之心轉為效忠君主。現在廣開皇恩，貤贈你為“八品孺人”。結二句也是勉勵和褒獎的詞句，原文為“於戲！賁象服之端嚴，誕膺鉅典；錫龍章之渙汗，允播徽音”。白話文解釋為：嗚呼！將禮服整飭端莊，承受皇恩；賜予皇帝的文書，將美名傳揚下去。滿漢文字合於中幅，以漢字豎寫奉詔的時間“道光捌年拾壹月初玖日”，分別鈐蓋“敕命之寶”朱文印，印面11.3X11.3厘米，玉筋篆，左滿文，右漢字。結尾處署有請旨人的官職和姓名：“廣東始興縣以教諭銜管訓導趙允菁”。背面啟封處寫有行楷“覃恩”字樣，編號“蕩字第七百九十九號”以及請旨人“訓導趙允菁””，並鈐有“中書”騎縫章半印，進一步印證這是趙允菁請以貤贈的敕命文書。

    平定回疆    恭上徽號

    這卷敕命兩次提及“覃恩”二字，意為廣施皇恩。據《清實錄》記載，康熙二年（一六六二年）吏部、都察院廢止了文官三年考滿合格即獲封贈的制度，規定文武官員惟有遇到覃恩，才能給予封贈誥敕。通常是在慶典之際頒給當事人，並有一定的儀式，故稱“封典”。申請時間以兩年為限，過期不再頒給。查閱清宮檔案，道光帝自一八二一年至一八五○年在位30年，僅有兩次覃恩記錄，一是道光八年（一八二八年）十一月初八日恭上“恭慈康豫安成皇太后”徽號禮成；二是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五日恭上“恭慈康豫安成莊惠壽禧崇祺皇太后”徽號禮成。這位皇太后並非道光帝的生母喜塔臘氏（一七六○至一七九七年），而是較他年長六歲的繼母、嘉慶帝的第二任皇后鈕祜祿氏（一七七六至一八五○年）。一八五○年，道光帝繼位後尊其為皇太后，並稱之“聖母皇太后”。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覃恩的原因是皇太后七旬壽典，恭上徽號禮成，而道光八年皇太后是52歲，亦非五旬、六旬大慶，大張旗鼓地上徽號又是出於何因呢？這要從大和卓布拉尼敦（？至一七五九年）的孫子張格爾（一七九○至一八二八年）之亂說起。十九世紀上半葉，張格爾在浩罕安集延部和布魯特部的支持下，一度佔領新疆喀什噶爾等西四城，自立為南疆統治者，復辟和卓政權。這是繼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清政府平定新疆回部（天山南路）大小和卓兄弟之亂後，民族分裂勢力的重大叛亂。道光帝諭令揚威將軍長齡（一七五八至一八三八年）、提督楊芳（一七七○至一八四六年）等將領，調集伊犁、烏魯木齊及陝、甘、川、黑、吉和京旗滿漢官兵36,000餘人會師於阿克蘇，軍需動撥帑銀1,100多萬両，不遺餘力地平定張格爾之亂。從道光六年7月至道光七年十二月底，清兵多次擊敗叛軍，陸續收復了失地，最終擒獲張格爾，清代文獻稱為“平定回疆”。事實上，張格爾之亂興起於嘉慶二十五年 （一八二○年），平息在道光七年（一八二七年），前後歷七年。道光八年（一八二八年）五月，張格爾等人被押解到北京，獻俘於太廟、社稷，在午門舉行受俘禮。隨後，道光帝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賜宴凱旋將士，把參與平定張格爾之亂的44位功臣畫像列入紫光閣。可以說，平定回疆是道光帝最引以為豪的功績，在中國近代史上也具有深遠意義。正如他在《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序中所稱“是役之蕆，國憲彰，人心快，而道法顯著於寰區”。有清一代，凡遇國家盛大慶典，又值物阜民豐，社會安樂，朝臣就會奏請為皇帝、皇后或皇太后等上尊號（徽號），通常每次加兩個字，以表達尊崇和讚美之意。然而，道光帝拒絕了為他上尊號的奏議，卻為平定新疆而給皇太后酌擬“安成”徽號，製作玉冊玉寶，擬定奏書冊文，並擇定十一月初八日吉時恭上徽號。這就可以解釋覃恩貤贈趙元輅夫婦的時間緣何署為十一月初九日。在恩詔中，應有對各級官員普行封贈的條款，才使趙允菁的父母獲得貤贈敕命。無獨有偶，一九八七年河南省桐柏縣檔案館徵集到一卷敕封，所署時間同為“道光捌年拾壹月初玖日”，背面啟封處寫有行楷“覃恩，蕩字第拾肆號”，並鈐有“中書”騎縫章半印，敕封對象是光祿寺珍饈署署正（正六品）康觀濤的庶母趙氏。兩卷敕命都是同一歷史背景下的產物。

    趙屋失火    敕命倖存

    敕命作為封贈文書，從宋代至清代已經沿襲950多年，每一件敕命都承載着被歲月塵封的歷史往事。據《望廈趙氏族譜》記載，二十五世趙元輅（一七三九至一七八○年）以府試第一名入學為生員，又因院試優異而補廩膳生員，並在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年）丁酉科中式，是廣東鄉試第十八名舉人。著有《書澤堂文稿擇鈔》、《觀我集》、《自警日記》等。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年）三月，他遠赴京師參加庚子恩科會試，未能及第，卒於京城宣武門南的廣州會館，年僅42歲。彌留之際，告誡子孫“人可死而書不可死”。長子趙允菁（一七六八至一八三四年）稟承父訓，在嘉慶六年（一八○一）辛酉科中式，為廣東鄉試第四名舉人，時稱“父子登科”。為了完成父親的未竟心願，趙允菁七赴京師參加禮部會試，直至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年）丙戌科落第後，才以“大挑二等”得授直隸南雄州始興縣（今屬廣東省韶關市）教諭，兼任高州文明書院（位於廣東省湛江市遂溪縣）山長。在任期間，趙允菁依例上奏朝廷請以敕命貤贈父母，並陳述請封理由，懇請皇帝成全自己的心願。經所在衙門開寫職銜報送吏部驗封司提准，移送內閣誥敕房，待皇帝恩准後，依照官職選定文式草本填寫姓名，交給中書科的滿、漢中書謄寫敕文，再經誥敕房審核，繕定正本，奏請用寶，頒發給趙允菁世代保存。此時，趙允菁已是年屆花甲，距其父去世已有48載。

    由於敕命是重要的詔令文書，褒獎作用鮮明，官府及相關的個人都備加珍視。倘因保管不慎引致蟲蛀、損壞或潮濕污染等情形，就要罰繳俸銀。因此，作為趙氏家族榮耀的敕命，一直得到妥善保管。清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望廈村的趙家祖屋及家廟遭受颱風侵襲，損毀嚴重。二十八世趙仲開（一八三八至一八九五年）舉家輾轉搬遷到營地大街趙家巷26號的趙家大屋，該敕命也隨之轉移至此。二十世紀九十代，趙家大屋意外失火，這卷敕命倖免於難，隨同數以百計的大屋舊物散佚民間，被本澳收藏家吳利勳購藏。一九九七年二月三日，吳先生將該敕命捐贈給澳門博物館，並得以長期展出，現已成為澳門記憶工程的組成部分，對於澳門社會“集體記憶”的重拾與建構，具有重要意義。

    澳門城市大學  趙  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