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色的妹妹

    習慣地，我稱呼小女兒為“妹妹”。那天她在劇場參演了人生第一場音樂劇，在台下見到盛裝的她時，我沒等她撲過來，便快步上去緊緊地摟住這六歲的孩兒。

    臨出門，妹妹還在雜物房裡倒騰，她說突然想起新年時買的藍色卡通人物氣球，儘管氣體早已跑光，但癟下來的玩偶仍可充氣，接着玩。

    “別找了！下次給你買新的！”我不耐煩地攆走了她的留戀。

    其實我不懂音樂，原本覺得帶妹妹匆匆趕赴老遠的劇場，陪伴照顧她，並被迫“欣賞”音樂劇是一趟苦澀枯燥的差事，但事實證明我錯了。當妹妹大膽自信地穿着《魔雪奇緣》的藍紗裙，踏着節奏走到舞台中央時，我竟有點認不出她。

    伴隨着“let it go, let it go”的歌聲，她雙手的舞動如同行雲流水。儘管舞台上不只她一人，但我從她活躍生動的臉部動作中依然能幻想出是她一人在字正腔圓地歌唱。

    正式表演前有彩排，我趁機擠到台下最近處，衝妹妹招手。她顯然瞅見我，便不懷好意地向我揮了一下手，吐着舌頭偷偷做鬼臉。

    妹妹演出時判若兩人的成熟居然讓我產生了陌生的距離感，儘管這種成熟像是天邊純白的雲絮，稍縱即逝。

    “爸爸，下次什麼時候才有演出呢？”妹妹不停地問。

    我不知可否地把話題岔開：“明年吧，也許，下次是《花木蘭》。”

    妹妹是在臘月來到這個世界，來到澳門這座奇怪小城的，從她睜開眼第一回打量人間時，我的生活點滴就揉進了她的潛意識裡。

    記得，我在傍晚時分草草吞噬了一碟福建炒飯便奔回醫院，但首要的不是看初生的她，而是看病人，那晚我值班。只是在一絲的閒暇裡，我抽空看了看育嬰箱中的妹妹，熟睡着，像隻長了頭髮的、粉紅色的小羊羔。

    第二天下了夜班，走出醫院，在微冷的空氣中喘口氣，竟有個不熟的同事擦肩而過，她不會知道我的弄瓦之喜，卻拋來溫暖的微笑，至今，我一直都覺得她的微笑是這些年我在澳門碰到的，最甜蜜的陽光。

    當妹妹第一次回家，躺在陌生的床鋪時，除夕的腳步已踱進，我的臥室已亮着廢寢忘食的微光。那時我首次嘗試寫小說，寫的是紅窗門的餃子館，儘管我們南方人沒有過年吃餃子的習俗，但筆下，是一個辛酸打工者與碳水化合物的往事，救贖，依存，離去，然後苦苦尋覓。

    我不知道妹妹是否聽到我心靈的故事、我日常的苦痛，我只知道妹妹為我的文學生涯帶來不錯的運氣，那年，那些庸常的片段、驚心動魄的顫抖、坎坷的足跡，居然幻化成不太惡劣的文字。

    於是，妹妹一直在我破舊狹窄的小屋裡慢慢長大。她沒有專門的房間，經常就看着我的背影入睡或玩耍。我努力不把白天的職場氣息帶回家，那只有恐怖和繁瑣。妹妹看到的，應該只有我摁着鍵盤、與文學對話的後背和日益斑白的後枕，這才是應該感染她的氛圍。

    六年來，生活一直在裂變。經常一周才回一次家，每次見到妹妹，她似乎都長高了一點，也多識了一些英文單詞或一些漢字。她喜歡看書，但沒有達到哥哥的水平。我在文學世界裡最大的欣慰，就是十歲的哥哥讀到我寫父親母親的散文時流淚哭泣。妹妹日後會不會呢？

    我一直覺得，和兩個小孩縮在被窩裡看各自的書籍，不管窗外寒風冷雨如何肆虐，是最幸福的瞬間，哪怕窗外像“魔雪奇緣”的世界一樣——充斥着冷酷、詭譎和寒氣逼人。

    兩年前在一個文學頒獎典禮上，四歲的妹妹悄悄跑過來，手裡拿着一杯橙汁，她要向我“敬酒”祝賀。兩年後，當我再次收穫時，給舞台上演完音樂劇的妹妹一個緊緊的擁抱，也許是最殷實的回報。

    二十八年前，我也在台上表演過節目。那也是一個無比難忘的夜晚。在簡陋的禮堂內，台上燈火通明，台下黑壓壓一片，我不知道父母坐在哪裡，只是隱隱約約看到一雙雙慈祥的眼睛，或陌生或熟悉。我分明意識到，父母早已盯着我的一舉一動，他們應該臉上掛着微笑，還會指指點點，評頭品足。在音樂停下、燈光灑向觀眾席時，我不知怎樣已滿頭大汗地找到他們倆，偎依在他們身邊，像隻溫順的貓兒，儘管我已十二歲，個頭跟父親不相上下了。那種曼妙的溫暖和溫馨一直縈繞到今天，一切歷歷在目。妹妹在台上表演時，她的目光會搜尋台下的我嗎？

    回到家裡，妹妹久久不肯換下她的藍色長裙和閃爍的舞鞋，她又惦記起那藍色的氣球。

    新年時，我帶着她遊玩家鄉的動物園，在廢棄的猴山舊址，有人拽着一大堆不安分地飄動着的氣球，叫賣。妹妹嚷嚷要買。可惜她第一個沒抓住，卡通人氣球脫手飛出，那天的風大得很，一剎那，藍色卡通人已升到半空，眼睜睜地看着它鑽進雲層，變成一個小黑點，彷彿很快進入宇宙。我和妹妹仰望蒼穹，心思恍如天邊的彩虹。

    我忽然想起，妹妹也是這藍色的精靈，有一天，她也會像那藍色卡通氣球一樣，從我手上脫走，飛向她喜歡的世界某一角落吧？

    譚健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