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趙氏家族歷史探源及趙家大屋修復活化的對策
趙氏家族作為澳門早期華人望族之一,在本澳的政治、文化和教育方面平添了諸多亮色,其家族成員的家國情懷,堪稱澳門華人社會的典範。趙家大屋就是十九世紀中晚期趙氏族人在澳門中區的故居,現已凋敝荒置,失去了昔日的風采。為了活化利用,亟待保護修復,其人文價值才能被公眾認知和體驗。二○二二年,澳門特區政府啟動大屋修繕前期工作,並鼓勵民間參與活化政府持有的歷史建築。對於建設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全面多元推動愛國愛澳教育,具有重要意義。
趙氏家族源流
《趙氏家譜約鈔》載明,趙氏是“宋室分支”,與宋代宗室一脈相承。事實上,宋宗室傳至太祖趙匡胤已是第五代。四世就是趙匡胤之父趙弘殷,生有五子,長子曹王趙匡濟(光濟),次子即宋太祖趙匡胤,三子為宋太宗趙匡義(光義),四子是魏王趙匡美(光美),五子岐王趙匡贊(光贊)。由於趙弘殷長子、五子早亡,故宋宗室有太祖、太宗、魏王三大分支,澳門趙氏家族屬於太宗派。
據《宋史》記載,趙士翮是宋太宗趙匡義第八子趙元儼的曾孫,這與《趙氏家世源流表》所述相同。北宋末年,趙宋朝廷南遷,五世孫趙士翮、趙不玷父子遂在浙江金華府浦江縣石陵村定居。《趙氏石陵族譜》表明,趙彥芳(友直)為十二世孫,其父趙良勝累官朝列大夫、永新州知州、婺州路總管府同知,配享祖廟。又據明嘉靖《香山縣誌》卷五所述,明洪武十九年(一三八六年),趙彥芳先後出任福建延平府南平縣知縣,以及廣州府香山縣知縣,卒於任內。其子趙季忠定居香山縣,占籍“良字都”即“能都”。自此,趙氏族人立籍香山。這與《趙氏家世源流表》的記述相互契合。
對照光緒舉人梁尚舉所撰《趙氏家廟碑記》:“考趙氏本宋宗室,系出浙江金華浦江縣,其先彥芳公宦遊閩粵,作宰香山,遂占籍焉,數傳至英玉祖,使卜居香邑之澳門。”由此確認,當時趙彥芳家人已在廣東香山縣“良字都”上柵定居。“良字都”位於香山縣東南二十里,並不屬於澳門範圍。
趙氏遷居澳門
關於趙氏族人遷居澳門的時間,大體有明洪武十九年(一三八六年)、明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年)以及清康熙早期三種說法,學界引用“崇禎說”為多,但筆者傾向於“康熙說”。據《趙書澤堂家譜》、《家乘略鈔》記載,第二十二世趙友璧(號英玉)在其父趙良佑(一六○七至一六五八年)去世後,隨同母親劉氏(一六一九至一六七五年)由“良字都”上柵遷居到“恭常都”所轄澳門望廈。由此可知,趙氏遷居澳門當在一六五八至一六七五年,即清順治十五年至康熙十四年之間。部分趙氏族人遷居澳門的原因,或緣於清初東南沿海的禁海遷界政策。當時鄭氏反清力量多次進擊東南沿海地區,於是清政府在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頒佈遷界政策,規定沿海居民內遷三十里至四十里,並築邊牆為界,不許踰越,澳門居民也在遷移之列。另據杜臻《粵閩巡視紀略》卷二、祝淮《香山縣誌》卷八所述,康熙元年(一六六一年)、三年(一六六三年)自山東至廣東沿海二十里兩次遷界,斷絕鄭氏的經貿財源,也使香山縣受到嚴重影響。
在禁海遷界的背景之下,趙友璧攜母遷居澳門的時間,只能是在清康熙七年(一六六八年)清政府“弛海禁”並在翌年 (一六六九年)宣佈遷海居民盡復舊業之時或以後,其時望廈所在“恭長都”也在規複範圍。據前述趙氏遷居本澳當在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年)之前,可以推知,趙友璧及家人應是在康熙八年至康熙十四年(一六六九至一六七五年)之間占籍望廈。二十二世趙友璧成為望廈趙氏第一代,此為趙氏族人定居本澳之始。
趙氏父子登科
根據《望廈趙氏族譜》有關記述,二十五世趙元輅參加生員入學考試即童試,以縣試第一名再通過府試,又因院試成績優異而補廩膳生員。當時通過院試的童生通稱為生員,分為三等,成績最優者才稱廩膳生員,由當地政府按月發給糧食,每年發廩餼銀四両。此後,他在清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年)丁酉科中式,是廣東鄉試第十八名舉人。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年)三月,趙元輅遠赴京師參加庚子恩科會試,惜未能及第,卒於京城宣武門南的廣州會館,年僅42歲。彌留之際,告誡子孫“人可死而書不可死”。長子趙允菁稟承父訓,後在嘉慶六年(一八○一年)辛西科中式,為廣東鄉試第四名舉人。時稱“父子登科”。為了完成父親的未竟心願,趙允菁“七上禮闈”,即七赴京師參加禮部會試,至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年)丙戌科落第後,才依例參加“大挑”選拔。所謂“大挑”,即為落第舉人進入仕途所設的選拔制度,始於雍正朝,至嘉慶朝成為定制。凡是連續三科未中進士的舉人,均可獲得每十二年一次的選拔資格,以二十人為一組,由皇帝指派的王公大臣從中挑選出一等三人,二等九人,計十二人。其中,“大挑”二等的舉人返回所在省份後,可候補各縣教諭、訓導等學官,執掌文廟祭祀,教導所屬生員。最終,趙允菁以“大挑二等”得授直隸南雄州始興縣(今屬廣東省韶關市)教諭,並兼任高州文明書院(位於廣東省湛江市遂溪縣)山長,後升任平洲(今屬廣東省佛山市)學正,主管執行學規、考校訓導,其教澤惠及澳門乃至廣東。
趙氏私塾教育
《趙氏家廟碑記》述及趙氏子孫“世序相承,以孝友傳其家,詩書世其業”,而且“彬彬秩秩,有都人士風”,其中“二人考上舉人,二人入貢,一人入監學,二人入國學”。考上舉人者指趙元輅、趙允菁父子,入貢相當於舉人副榜,還有族人進入國子監讀書。足證趙家學風盛行,人才輩出。特別是二十六世趙允菁,稟承中國知識份子“獨善其身兼濟天下”的傳統美德,在本澳設館課讀,作育人才。有鑒於“家在澳門,華夷雜處,人不知書”的現狀,他就在科試閒暇之時,以趙氏家廟的偏殿充作塾址,講授儒學,成為當時澳門最有名望的教師。有學者考證,當時的澳門鄉村教育模式是由學子自搬檯椅來塾,解館時再撤走;每年的束修(學費)不過一両數錢;授課內容包括八股文章,或對聯詩賦,四書五經,或經史子集,體現了本澳自清代以來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
作為儒家文化象徵的趙氏家廟,位於望廈村普濟禪院對面,門榜署以“趙氏家廟”四字。家廟之稱始於宋代,通常有官爵者才建家廟,供奉與祭祀祖宗、族人和先賢的影像及神位等。趙氏族人是宋太宗的裔孫,自然有資格修建家廟,時稱趙家廟。清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毀於風災。後來,原址成為葡軍兵營,直至一九七四年葡軍撤離,現在已是高樓林立。至第二十八代時,趙氏族人遷至營地大街的趙家圍(巷)並複置家廟。
趙允菁門下的弟子眾多,著名者有曾望顏(一七九○至一八七○年)和鮑俊(一七九七至一八五一年),前者為曾子後裔,道光帝褒勉其“遇事敢言”,曾任護理福建巡撫、代辦閩浙總督,調署四川總督、陝西巡撫等職;後者是嶺南著名詩人、書畫家,授翰林院庶起士,改刑部山西司主事、候補郎中,在粵主講順德鳳山書院、惠州豐湖書院。還有以《粵謳》著稱的文學家、畫家招子庸(一七八九至一八四七年),先後出任山東嶧縣、臨朐縣、濰縣知縣等,後升任青州知府。此外,他還撰書了《重修媽祖閣碑誌》、《重修普濟禪院碑誌》、《重修蓮峰廟題名碑記》等。
趙族家國情懷
趙氏家族成員的家國情懷,堪稱早期澳門華人社會典範。據郭在《廣東通志》卷六九外志·澳門條記述,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年)葡萄牙人藉由“舟觸風濤縫裂,水濕貢物”,要求借地晾曬,並由最初的“僅篷累數十間”發展成為“運磚瓦木石為屋”。趙氏族人曾上書香山縣丞,合力阻止葡萄牙人借由私佔官地鋪屋而擴張勢力的行為。在葡萄牙人租居澳門期間,趙氏族人堅決抵制葡萄牙人越界佔地的行為。清道光八年(一八二八年),趙允齡等人稟請香山縣令出示禁止葡萄牙人在望廈開掘馬路。清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年)亞馬勒(Jo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1803-1849年)抵澳門就任總督,他在三巴門外開闢馬路,毀關閘,平墳墓,強令停泊澳門的中國船隻向澳葡理船廳納稅,拘捕並驅逐中國澳門海關南環關口官員,還拍賣了該關口房屋產業。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他公然率軍襲擊澳門海關公署,釘閉關門,驅逐丁役。據趙氏族譜記載,二十七世趙勳(封石)向兩廣總督徐廣縉(一七九七至一八六九年)稟報了亞馬勒的惡行,並參與策動望廈村南的龍田村村民沈志亮等人刺殺亞馬勒,在“亞馬勒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趙仲淞等人再向香山縣稟告葡萄牙人佔地、勒稅的行徑,請求香山縣出面禁止;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三月,清政府准許葡萄牙永駐管理澳門,喪失了對澳門的管轄權。趙仲淞、趙仲南等“聯乞憲恩,據情奏諮辦理,以免越界殃民事”。可以說,趙氏家族成員的家國情懷與民族精神、愛國主義、鄉土觀念等傳統文化有着重要聯繫,在為國家擔當、為地方盡責、增強民族凝聚力方面具有時代價值。
趙家大屋概說
趙家大屋是望廈趙家在澳門城區的住所,是清代官員趙善果的私宅。它位於營地大街,大約興建於清同治年間,距今已有140多年的歷史,是本澳現存為數不多的歷史脈絡清晰、建築佈局完整的晚清時期中式住宅建築。大屋門前的巷道被命名為趙家巷,始自清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沿用至今。值得一提的是,營地大街又稱澳門街,是本澳最古老的街道。由於營地大街曾是中國人與葡萄牙人之間一道非正式的分界線,故有學者稱之為文化與種族的分界線,營地大街的文化涵意可想而知。
趙家大屋屬於嶺南廣府文化傳統民居,源頭建築是三間兩廊式的合院,呈三落三開間的佈局特點。它由主樓和副樓兩部分組成,以中軸線為主,廳堂、天井等開放空間居中並間隔排列,書房、臥室以縱牆分隔位於軸線兩側,這在功能分區上形成了公共空間與私密空間的位置轉換,不僅符合傳統中式住宅的佈局規律,而且體現出尊崇禮制的思想。具體而言,位於中軸線的廳堂、天井為公共空間,即動態生活區,主要用於聚會、待客、用餐、祭祀等活動。其中,正廳進深6.4米,大廳進深5.4米,廳堂等寬,開間均為5米,空間呈現沿中軸方向的長方形,且正廳面積多於大廳,反映出傳統中式住宅廳堂等級逐步升高的特點。兩側房間屬於私秘空間,即靜態生活區,包括寢室、書房等功能房,展現了昔日趙家的生活場景。
這座百年大宅顯露出的本土化跡象,主要表現在對受限的宅地產生的自我調整,以及為適應本澳的濕熱環境,大屋立面的窗戶從無到有進而增多。此外,還在增建的左側開間設置了衛生間,這是滿足生活需求和舒適性要求的必然結果,但在澳門近代中式住宅中僅見於趙家大屋及高家大屋。
政府介入保護
隨着時代的變遷,趙氏族人不再囿居於澳門,自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三十世(“不”字輩)、三十一世(“善”字輩)相續離開本澳,出外讀書或者工作,繁衍至今已有三十九代,散居在不同國家。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趙家大屋尚有多戶族人居住,且曾經失火。趙家大屋主要由趙家巷24號及26號組成,前者是私人業權,後者為國有土地。該建築物歷經一個半世紀的使用,且未能得到妥善保護與修復,不僅外牆陳舊風化,且結構破損老化,承載力不足,以致建築價值和使用價值降低。大屋現已經年閒置,面臨着破敗荒廢的風險,在某種程度上,將引致其所代表的城市價值和文明價值的弱化。
為此,澳門特區文化局在數年前曾就趙家大屋的修復支援事宜,向特區政府文化遺產委員會諮詢意見。當時有意見指出,趙家大屋大部分建築為國有土地,僅有小部分建築屬於私人業權。若能購買該部分私人建築,則更有利於整個大屋的修復活化。於是,文化局開始跟進洽談收購工作,並在二○二一年以公帑八百萬澳門元購得趙家巷24號的業權。該建築呈矩形,所涉面積50多平方米,已於二○二二年二月完成轉讓程序。相較於本澳的盧家、高家等其他家族大屋,澳門文化局介入保護的時機也屬及時,後續將開展大屋結構檢查、測繪記錄、研究、規劃及制定修復方案等工作。
大屋修復對策
由於趙家大屋的修復工程難度較高,就要交叉運用歷史學、測量學等綜合多學科方法開展前期調查研究工作,並結合調研結果進行現狀評估和價值評估。整合、疊加和分析建築本體及周邊環境的完整情況,才能做到有針對性地制定保護修復措施。秉持以保護為主的修復設計理念,優先考慮那些干預最小化、對遺產價值損害最小化的傳統技術或新技術,保護趙家大屋的現狀形態及具原真性的歷史資訊、氛圍的維持和延續,使其建築風貌和文化內涵得以傳承,並注入新的活力。
該建築物已有百餘年的滄桑歷史,磚石構件和主體木結構必然存在不同程度的損壞。若是僅以原真性為修復原則,不僅消耗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而且可能降低大屋的文化價值。因此,也要把安全性和耐久性作為修繕原則。最終的保護修復成果,將直接體現修復原則對於保護修復全過程的指導作用。修復原則之間具有相互作用且不可分割的關係,在趙家大屋的保護修復工程中,要明確其中的重點,使得對於該建築物的保護修復經得起科學的檢驗。
為了避免讓歷史建築的保護修復淪為普通建設工程的操作模式,就不能過於控制造價和修繕時間,也不能讓所採用的技術措施妨礙再次對原物進行保護處理。對於建築整體或局部使用防護加固和原狀整修等重點修復手段,要有可信的依據,並經過嚴格的論證方可實施。同時,嚴格審核和規範對未查明部分的修復設計、修改現狀情況與設計誤差內容,完善文物建築的保護修復設計,既要保護趙家大屋的真實性和完整性,還要提升其建築功能及使用價值。
在保護修復過程中,強化和改善環境品質往往被忽視,環境直接影響建築遺產的保存狀態。由於大屋周邊空間狹小,無法拓展功能,環境整治可率先體現在清潔和美化環境,以及設置必要的公共服務設施方面。然而,更重要的是在保護構成環境特徵要素的前提下,消除相關環境中對趙家大屋的安全和健康造成危害的各種自然及人為破壞因素。
活化利用建議
趙家大屋作為本澳的歷史印記,必須得到妥善地保護修復,但並非最終目標,應以澳門社會、文化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為目的,加以持續活化利用。換言之,就是發揮該建築物的現實價值,並賦予其新的使用功能,使之成為文化、教育和旅遊資源。
在活化利用過程中,首先應該考慮展示功能與大屋建築的物質構成和空間特點之間的相容性,其次需要考慮大屋的結構、空間承載能力和展覽空間的物理條件。最後,還要考慮新的使用功能必須符合澳門城市文化發展的需求,以及能夠有效利用大屋的文化價值資源。因此,展示內容不僅應涵蓋組成趙家大屋的內部要素和相關的外部環境,且應當注重趙氏家族歷史的回溯,包括趙氏族譜史料、科舉史料、檔案史料等,涉及趙氏成員的文稿詩稿、誥封、匾額、朝服大影以及相關史籍、志書、碑銘等。所幸的是,趙家後人曾將“父子登科”匾額在內的部分文物交存澳門文化局,澳門博物館透過民間捐贈等方式,也入藏了趙家散佚的大量文物。此外,趙氏家族與望廈山房、觀音古廟、普濟禪院等建築遺產的歷史淵源,趙家大屋在本澳社會進程中歷經損毀或重修等歷史資訊,也應在活化過程中得到更多地發掘和展現,把這些要素完整地呈現在公眾面前,才能真實反映趙家大屋的歷史價值和文化意義。特區政府可通過制訂活化資助計劃和提供專項基金支援的方式,鼓勵企業、社團或個人參與活化趙家大屋,推出有利於社會經濟、文化旅遊發展的活化項目,讓文化遺產成為支持澳門產業多元發展的動力。
儘管該建築物展示空間有限,但特區政府和其他機構在周邊尚有諸多小型展覽空間,包括鄰近的永福圍、草堆街中西藥局舊址、關部行台遺址等,若能優化及重新整合文化資源和職能,既可深化澳門城市文化氛圍,又可助力社區特色旅遊。透過多個歷史建築聯動,讓人們感受昔日內港華人的生活面貌和建築特色。
結 語
趙家大屋的保護修復為澳門城市建設提供了積極的處理方式,讓歷史和當代城市的功能有機銜接,為後世提供更為合理的轉換實踐。活化利用既是保護修復的根本目的,又是建築遺產保護的基本內容,也與旅遊業、傳媒業、博物館業密切相關。因此,加強多學科多領域的跨界合作,鼓勵社會善用歷史建築,是趙家大屋活化的方向。可喜的是,二○二二年元月澳門文化發展基金增設了支持開展有助於保護被評定的建築遺產,以及具有文化價值的歷史建築項目的職能,為進一步推動民間參與活化政府持有的歷史建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澳門歷史建築保護修復與活化利用保持穩中有進的發展態勢,具有良好的發展前景。
澳門城市大學 趙 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