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酒店大戲茶座與白鴿票廠

    父親是中樂音樂家，擅長二胡，曾在工人康樂館表演獨奏。記得他還會吹色士風。小時候，入學之前的日子，父親每天下午帶我到新馬路中央酒店的下午茶座戲班開工，他在舞台旁伴奏，我在茶座的椅子坐着，或在場內跑來跑去，許多時是一邊看戲一邊打盹。粵劇於小朋友而言，是非常悶蛋的娛樂，只有聽到小曲才睜開眼睛；什麼反線二黃慢板，直如催眠曲。大戲做完了，小朋友們會跑上舞台，撿拾花旦小生閃閃發亮的戲服上掉下來的彩色膠珠片。父親為了安撫我，通常會買一筒花籃糖父女分享。我直到今天，還記得那種四四方方的果汁糖的包裝和味道。就是這一筒糖，害我讀小學的時候經常牙痛，最終要去拔牙。

    但父親的正職並不是戲班拍和師傅，而是白鴿票公司職工，做着一種很奇怪的工作：每天把彩票一張張地放在存根簿上，蓋上深紅色的公司大印，彩票的半邊印與存根上的半邊印合成一個防偽印章，不虞有人拿着偽造的中獎彩票來領彩金。父親工作的地點名為舖票廠，在新馬路靠近爐石塘，距今天的典當業博物館不遠。那幢建築物樓底很高，殘舊而昏暗。父親有時會帶我到舖票廠，坐在他的膝上，看他在燈下蓋印，一邊教我認彩票上的字：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晨宿列張……並對字義加以解釋。

    蕭惠心在〈十月初五街的回憶〉中談到康公廟附近有每日兩次的白鴿彩票開獎。印象中父親很討厭這項抛頭露面的工作，幸好是輪班，毋須天天曝光。

    他常說自己幹的是偏門行業，不會讓下一代入行。上世紀六十年代，我中學畢業後去教書，月薪好像是一百三十多元。朋友問父親，你有熟人，為何不介紹女兒入賭場？父親耍手擰頭：“不，教書挺好。”

    其時，製衣廠工人月入三四百，穿紫旗袍的賭場席面，收入是教書的十倍。

    （《十月初五街五十憶》讀後 · 八）

    沈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