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五年前的《人民音樂》

    一月九日下午，天氣好極了！我與從澳門來的幾位好友，到中山市南區的北台、曹邊、寮後村轉了一圈。特別在我六十五年前教書的寮後學校舊址前站了好一會。其確然乃舊址也！校牌沒有了，課室沒有了，已經成一個小廣場了。

    然而，我在學校教書時所訂的《人民音樂》雜誌，一九六O年第四至第六期尚存。那是我剛出來謀生所訂的第一種雜誌。試想，身處當年很偏僻，交通非常不便，學習途徑又很少的農村，每月一本的《人民音樂》，對於喜歡音樂的我來說，有如甘露！執筆時，第四期就在身邊，封面左下角蓋着我的私章並加簽名，還寫上郵遞員發來的時間，一九六○年五月廿六日。翻開內頁，便可見我曾如飢似渴地精讀了一些篇章，因為，在這些篇章間，還能看到我在所要着重記住的文字下劃上實線。從中可知道我追隨着時代的步伐，如在李煥之《“思想性和藝術性”雜談》一文中的，“所謂思想性，就是作家的世界觀、政治修養、思想傾向在作品中的體現”。也可看到我對電影音樂的留意，如在李偉才、岳純的《談“五朵金花”的音樂》中的，“影片以風景如畫的大理地區做背景，以能歌善舞的白族人民做主人公……富有民族和地方色彩的音樂是這部影片的重要組成部分”。還可看到我對接觸外國音樂的興趣，如在匈牙利中央音樂學院副教授馬洛蒂·亞諾什的《匈牙利音樂的十五年》中引用柯達伊所認識的，“根深蒂固的藝術只有在數百萬人思想感情一致，而有某些個別的人物成功地反映這種思想感情於藝術的時候才會產生”。

    即使短暫的舊地重遊，仍然能勾起我的回憶。而有些回憶，是令我感到無愧無心的，一九六O年第四期《人民音樂》可以作證。我對音樂的愛，經歷了時間的洗禮和考驗。六十五年了，我自認為算是矢志不渝了。

    費拉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