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八十年代的文青姐姐

    對於七○後的我們，心中總留有一些上世紀八十年代“姐姐”的幻影，像南京歌者李志反覆唱吟的：“姐姐，今夜我在等你／那個夏天，那輛火車。帶我們去一個地方／爸爸正在聽着汽笛聲／媽媽為你做了白裙子／／姐姐，今夜我在想你／我的朋友，他們都老了。只有你，永遠十七歲……”

    對於八、九十年代的小說讀者來說，那樣一個女文青的形象，更清晰的表述是王安憶的“阿三”與林白的“多米”。阿三是王安憶小長篇《我愛比爾》的主角，一個肄業的美院學生、一個事業夭折的畫家。阿三和大多數中國當代藝術草創期冒出頭來的青年藝術家很像，抓緊了一些突然流行起來的觀念大量生產作品，衝到時代的浪尖上。但阿三，愛上了比爾——一個美國駐滬的文化參贊，這改變了一切，她接觸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體驗着同時代中國女人無法體驗的生活——與情慾。真正讓她回不去的，是比爾離開了中國，她才突然發現自己多麼渴望生活在別處。

    《我愛比爾》是一個大悲劇，從阿三與比爾的第一次交談已經註定了，比爾說：“事實上，我們並不需要你來告訴甚麽，我們看見了我們需要的東西，就足夠了。”阿三回答道：“而我也只要我需要的東西。”比爾的眼睛就亮了起來，他伸出一個手指，有力地點着一個地方，說：“這就是最有意思的，你只要你的，我們卻都有了。”這即是後殖民主義的審視權力關係，又是性別的階級，雙重優勢下的比爾，即使無邪也比阿三從容。

    阿三後來遇到的西方人也大致如此，法國畫廊老闆馬丁說：“我從來沒想過和一個中國女人在一起生活，我怕我不行。因為，這對於我不可能。”阿三覺得“這就是馬丁的魅力，他的回答，總是簡樸到了極點，簡樸到了真理的程度”。這真理在握的法國人，還摧毀了阿三對現代藝術的信心，從此她只熱愛“假裝在西方”的生活，而無法再拿起畫筆塗鴉東方。直到被“嚴打”送進了女子勞教所。

    相較而言，林白在長篇小說名作《一個人的戰爭》裡，她用第三人稱“多米”來敘述那個在回憶和虛構中遊走、若即若離的自己，這顯得更有魅力。雖然多米也痛苦掙扎、也被渣男耽誤，但她清晰地抓緊對寫作的執念，如此自問自答：“這個自由而快樂的人是誰？這個自由而快樂的人就是多米。”她更像早期的蕭紅，蠻不吝地跳躍過物質與精神的雙重貧瘠，竟然比曾經在上海的交際場上翩翩起舞的阿三飛得更高更好。

    這兩個姐姐要是同時出現在八十年代的我眼前，我恐怕會被多米迷住，而最終愛上阿三。為甚麼？因為多米是八十年代的倖存者，而阿三卻是八十年代獻給九十年代慘烈的祭品。

    廖偉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