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力量

    世界上，為什麼有些國家（地區）富裕，而另一些國家貧窮？為什麼有些國家經濟持續增長，而另一些國家經濟即使短暫繁榮卻不能持續增長？為什麼有些國家貧富懸殊，

    而另一些國家貧富均衡？上述現象究

    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制度決定興衰

    儘管新制度學派以“公地悲劇”、“科斯定理”、“諾思悖論”等作出解釋，並得出“制度是重要的”的觀點，但是，三位美國經濟學家達龍 · 阿傑姆奧盧、西蒙 · 約翰遜和詹姆斯 · A · 羅賓遜並未滿足及停留在“制度是重要的”的觀點，而是通過大量的歷史比較實例（比如，朝鮮與韓國、美國與墨西哥、剛果和津巴布韋、資產階級革命前後的英國等），進一步分析為什麼說制度是重要的、制度是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不同國家（地區）的制度差異是如何形成的等問題，從而全面系統地回答了制度的形成及其對經濟繁榮的影響，得出制度是國家興衰、貧富以及不平等與差距的根本原因之結論，並因此而獲得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委會稱讚，“獲獎者證明了社會制度……的重要性。”

    阿傑姆奧盧和羅賓遜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中，通過共時態與歷時態的回溯比較，提出包容性制度與攫取性制度兩個概念，進而再細分出包容性政治制度與包容性經濟制度、攫取性政治制度與攫取性經濟制度，並運用上述概念研究不同國家的經濟興衰。他們認為，雖然包容性制度與攫取性制度都可以促進經濟增長，但長期經濟增長則惟有包容性制度才能夠實現。

    因為攫取性制度對生產者激勵不足，而生產激勵的降低則阻礙了長期經濟增長的實現。與此不同，包容性制度能夠克服攫取性制度阻礙經濟增長的因素，並為長期經濟增長創造條件。因為包容性制度下，生產者能夠佔有所生產的大部分產品且有穩定的收益預期，生產者有充分的內生且非強制的生產激勵，願意通過發明新技術等獲得有利生產條件，而不是通過攫取別人收益，能夠鼓勵發明創新和新技術、新工具的運用，進而維持生產的穩定性和持續性。可見，包容性制度下，人們更願意從事生產性活動，由此促進了經濟的增長。

    制度溯源：澳門既往興衰的根由

    縱覽澳門歷史，由古至今，歷經輝煌，也迭遭坎坷，興衰起伏交織而行，與其輝煌和沉寂相伴相隨的始終是制度的變遷。固然，帆船與海舶貿易時代的澳門，因港成市，港興則市興，港寂則市落。可是，澳門的開埠及其早期發展，無不直接受制於明清時期的中外貿易制度，甚至可以說，澳門本身就是中外貿易制度的產物。設想，若沒有壟斷特惠貿易制度，在珠江口外的諸海島中，何以澳門一島崛起？可歎的是，儘管攫取性制度可以一時興港盛市，也可以貽禍港市，居澳葡人享受着壟斷特惠貿易輸財送寶的同時，因懼怕獨佔利益的分割，而一次次地失去了利用制度變革的機遇發展澳門成為自由港市。誠然，澳門是中國早期對外開放的重要商埠，甚至某個特定時期還一度成為中西交通的唯一通道。但是，澳門並未因此而成為珠江口外的第一個自由港。

    如果說大航海時代的來臨可以歸功於壟斷貿易權的激勵，那麼，汽船動力開啟的全球化時代貿易則需要市場競爭規則的撐持。當自由港制度在香港成效卓顯時，本來可以從容不迫地進行制度變革的澳門匆促間悽惶追隨。無奈，先機已失。既然“自由”不成，只得繼續求諸於壟斷。於是，始自鴉片、賭檔等特殊貿易的專營制度，逐漸入侵居民日常生活，火水、牛肉、食鹽……凡可用於換取政府收入的經營權幾乎悉數包稅出讓。而專賣就是典型的攫取性經濟制度。此時的澳門也許仍可自稱奉行市場經濟制度，可是，一個缺乏競爭的市場經濟，就只能是徒市場之名行壟斷之實。

    在鴉片戰爭之後，相形於鄰埠的崛起與繁榮，澳門卻走向停滯與衰落。回望昔日的輝煌，澳門不免多了一份辛酸後的慨歎。制度的根本性差異在於有效與無效。制度落差之所以形成，關鍵在於它是否與時代並進，與地域相宜。固然，澳門港灣窄淺、資源貧乏，可是同一塊地方，曾因制度而興盛於列島，卻又因自失制度變革先機抱殘守缺而停滯於鄰埠。可見，興衰成敗繫於制度落差之言不虛！

    超常發展：制度績效的例證

    澳門回歸後，喜慶中成立的特區政府卻不得不面對澳葡政府的沉重“遺產”：經濟衰退，失業高企，治安不靖……建設新澳門的切入口何在？迎着社會期待的目光，特區政府果斷決策：改革延續經年的專營制度。繼電信業中流動電話經營權分散化改革之後，二○○二年正式實施博彩經營權適度開放的博彩新政。至此，對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影響至深的博彩壟斷專營制度宣告壽終正寢。博彩經營權的分散化改革，是迄今為止澳門專營制度史上一次最具影響力的重大制度變革。新博彩制度的核心目標是通過引入競爭機制，激勵經營者擴大投資規模與提升服務水準，增強澳門博彩業的國際競爭力，促進澳門經濟社會擺脫回歸前的困境，步入持續快速發展的軌道。

    特區政府以制度變革破解澳門發展困局的成效究竟如何呢？有目共睹的事實是，自二○○二年以來，一場正在持續之中的由制度變革引領的澳門經濟跨越式發展給澳門人帶來了始料不及的驚喜：高速發展的博彩業成為回歸以來澳門經濟超常增長的發動機，在博彩“增長極”的推動下，澳門經濟迅速“起飛”，本地生產總值自二○○二年以來年均增長超過兩位數；稅收大幅度跳升，公共財政收入從二○○○年的一百五十三點四億澳門元增至二○二二年的一千○四十四點九億澳門元；就業持續改善，失業率由回歸前後高峰時的百分之六點八下降至目前的百分之一點七；經濟發展及人力資源供不應求的現狀推動了居民收入持續上升，本地就業人口收入中位數，由二○○一年四千六百五十五澳門元上升至二○二四年第三季的二萬○五百澳門元，增長了三點四倍。在居民綜合生活素質的提升上，穩健的財政收入來源增強了特區政府的主導權，使得特區政府可以更加從容地進行長遠規劃和部署。免費教育的延長、教育津貼的增加、敬老金的提高、都市更新……或已實施或在籌劃之中。

    事實勝於雄辯。可以說，正是特區政府果斷推出的新博彩制度釋放了舊制度束縛下的澳門經濟發展潛力，推動整體經濟迅速擺脫困境步入快速發展的新一輪增長周期，迎來大發展、大轉折的新時代。

    按照阿傑姆奧盧和羅賓遜的制度理論，包容性制度導致難以通過壟斷、專賣或者市場控制獲得超額利潤的機會，從而激勵了人們通過擴大生產獲取收益，帶動與促進經濟的持續增長。

    回望昔日澳門，凝視今日成就，誠然，地還是那塊地，人還是那些人，在資源、技術條件未有重大變化的情況下，澳門因制度變革而贏得發展奇跡。它已經開始，遠沒有結束。

    澳門理工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教授

        婁勝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