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政治經濟學回歸

    在二戰後不久的一九四八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年輕教授 Paul Samuelson 出版了大學經濟系一年級教科書《Economics （經濟學）》。這本書到二○○九年總共出版了第十九版，相信世界上的經濟學家都曾經讀過它。一個甲子後的今天，它依然有它的讀者。有意思的是，這位在少年時經歷了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學者，沒有像其他年長的在歐洲大陸的學者一樣，他很輕鬆地把經濟學變成了一門科學。不再是大衛 · 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而是純粹的經濟學。正如他說的，要“提高經濟科學的總體分析和方法論水平”。

    經歷了大蕭條和二戰的洗禮，世界的經濟重心從西歐遷移到北美。一九四四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造就了美國的經濟霸權和美元作爲國際貨幣的確立。到了一九七○年代，在美國出現了宏觀經濟學的思潮。當時有所謂的淡水學派，其繼承了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和大衛·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和稅收原理》，主張的是自由巿場經濟，以沿着美國五大淡水湖城市的大學尤以芝加哥大學爲代表，也是以米爾頓·弗里德曼爲代表的貨幣學派的大本營，故稱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歐美歷經大蕭條的蹂躪，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鼓吹政府採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透過增加總需求來恢復經濟增長，試圖走出古典經濟學一籌莫展的困境。

    保羅·薩繆爾森就是在美國推廣凱恩斯理論的鹽水學派的代表經濟學家。之所以謂鹽水，是因爲美國東西兩岸的大學如哈佛、麻省理工和加州大學，都是它的滋生地。其實無論是淡水還是鹽水， 美國這兩大經濟主流都假設了在歐美民主政治制度下，基本上都具有幾個常見的所謂“包容性”的經濟體制特徵：一、保護私有財産，建立權力界限，使政府權力無法隨意侵犯個人私産。二、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限制公司把持特權和特有的資源而壟斷市場。三、建立一個統一的遊戲規則，創業者能够得到專利的保護，而不是靠特權力獲取稀有的資源。四、思想和文化的多元化是社會活力與創新的條件。五、促進公民權利，讓公民有發言權，以阻止特權階層的産生。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兩位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 Daron Acemoglu 、 Simon Johnson 和芝加哥大學教授 James A. Robinson， 表彰三人對政治制度如何形成和影響國家繁榮的研究。這三位經濟學家發現了一個規律：基於剥削老百姓而建立的政治制度，雖然短期內可能維持經濟增長，但長期來說將無法保持。在短暫的時間內，這種“榨取型”的社會可能看起來有一些優勢，但這種模式往往不具備持續性。只有在具有自由經濟環境和法治基礎的政治制度下，才有利長期經濟的增長。兩位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在《國家爲什麽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一書中，强調了包容性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必要性。它描述了某些國家比其他國家富裕，與政治和經濟制度有密切的關係。國家之所以貧窮，並非如傳統的想法，地理環境是決定性原因；另一方面，傳統文化也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而是因爲糟糕的政治制度。繁榮富裕的根源也不是因爲地理環境和傳統文化，而是制度。對這三位教授來說，制度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是國家走向昌盛還是衰敗的根本因素。

    一九七○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保羅·薩繆爾森，在美國“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下，理所當然地把經濟學的政治因素完全忽略，讓經濟學變成一門科學經濟學。但在現實面前，許多地區的制度依然影響着經濟發展。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正提醒了世人，繁榮得來不易，必須正視制度的建立。

    陳增濤